参与嘉宾:

　　范以锦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南方日报原社长

　　汪一洋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主持人:

　　邓红辉南方日报首席记者

　　编者按历史的齿轮迈入2008年12月，中国改革开放也将画满三十年轮。在这个时刻，中国人更加感念30年前中国改革巨轮轰然启航的光辉时刻，更加迫切地探寻30年前那个催动民族复兴的重大抉择背后的故事。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广东的经验具有标本意义。在此历史节点，广东正在谋划以新一轮的深化改革创造下一个30年的辉煌，追问历史就更加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为此，南方日报与网易联合推出六期“激流岁月”读者网谈活动，邀请广东改革开放重大事件的参与者、见证者以及专家学者，与读者及网友一起回顾这段激流岁月。今日推出第一期:农村改革篇。

　　回顾？？

　　任仲夷表态支持包产到户铺开

　　主持人:谈起中国的改革开放，人们马上会想起广东，想起广东的特区和对外开放；而谈起农村改革，人们会自然地想起安徽的小岗村。其实，广东也是全国最早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方之一，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能否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范以锦:的确是这样。其实早在1977年，广东的一小部分地区(比如清远)就已经在悄悄地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叫“大包干”，当然，这主要是在偏远山区偷偷地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放松了土地政策，但由于各地还没有多少新的实践经验，那时还是不允许搞分田到户的，但三中全会伟大之处在于，它提出了一个鼓励改革的原则:凡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都可以去做，这就为后来的包产到户预留了政策空间。

　　在中央的政策弹性空间很大的情况下，地方党委、政府如何掌握其中的尺度就变得非常重要。广东当时的情况也是争论相当激烈的，在省、地区、县、乡镇四级干部里头，都既有赞成的，也有激烈反对的，阻力非常大。这既有凡事要问姓社姓资思想的桎梏，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障碍:按当时的体制，上级要考核你这个地区的粮食生产指标、农作物生产指标，农民有了自主权，不听指挥，干部就完成不了任务，他自然要反对改革。但农民对包产到户是十分支持的。当时，《南方日报》深入农民当中，采写了很多反映农民兄弟呼声、支持改革的文章，也承担了不少压力。上世纪70年代末，我写了一篇题为《不按长官意志办就搞不好冬种生产吗?》的文章，有一个地区的领导干部看了，就写文章批我，他说现在已经很混乱了，你还在鼓吹由农民说了算!

　　主持人:这种阻力和压力最终是如何化解的?

　　范以锦:1980年底，任仲夷到广东任省委书记后两三个月就明确表态:凡是有利于生产发展、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经营方式，都应该支持。1981年3月，我跟任仲夷到梅州下乡，当地农民为了表示对包产到户政策的支持，敲锣打鼓放鞭炮去交公粮和余粮，任老看了非常感动，当时就说包产到户顺心、顺手、顺路，顺了老百姓的心意，领导干部指挥生产顺当，顺了社会主义之路。此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广东全面推开了。

　　解读？？

　　粤率先“吃螃蟹”改革具突破意义

　　主持人:范院长给我们讲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请问汪主任，除了包产到户之外，广东的农村改革还有哪些举措是在全国率先“吃螃蟹”的?这些改革产生了什么重大影响?

　　汪一洋:广东五个方面的农村改革对全国的改革开放大局都具有突破性意义。

　　第一方面就是刚才范院长所讲的，广东是全国率先进行包产到户改革的省份之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的经营权还给农民，实现了土地制度的重大变革，极大地释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也为全面改革开放打响了头炮，意义非凡。

　　第二个方面，广东是在全国率先进行放开农产品价格试验的，从1979年开始，广州塘鱼由全派购改为半开放，每年只固定派购30万担，派购价格提高30%，超产部分不论多少，由生产者自由处理。1984年11月1日，广州“顶风”全面放开蔬菜价格。价格改革的启动是尊重价值规律、尊重市场规律的重大体现，是市场化改革的真正开端。

　　第三个方面，1979年，肇庆地区高要县的养鱼户陈志雄雇工经营的事件被《人民日报》报道出来之后，在全国引起了一场大争论。当时，有人引用了马克思的《资本论》里的一个例子，说雇工八人以下是个体经营，雇八人以上就是剥削了，剥削就有罪，就不能让他存在。这场争论的背后其实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问题。在这场争论里头，广东顶住了压力，给雇工经营正了名，由此埋下了此后民营经济大发展、在国民经济格局里头占有重要一席的伏笔。

　　第四个方面，广东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中国农村工业化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直到现在，美的、科龙、格兰仕、万家乐等一大批大家耳熟能详的著名企业，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基础上脱胎换骨而来的。

　　第五个方面，1993年，广东南海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农村土地股份制的探索，为促进土地有序流转、让农民分享工业化、城市化的成果作了大量有益的探索，这些探索成果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展望？？

　　新一轮农村改革广东大有可为

　　主持人:3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改革启航，今年10月，中央召开了十七届三中全会，国内外的舆论普遍认为: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征途又将从农村改革再出发，对此汪主任是如何解读的?

　　汪一洋:30年前的改革开放从农村起步，30年后我们又从农村改革再出发，这既是一个巧合，也有其必然性。

　　对于“从农村改革再出发”这个命题，我个人的看法是有三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在改革开放30年这个重要节点再次推出这么多影响深远的改革举措，是要宣示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的路不动摇。

　　第二层含义，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对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为今后的持续发展拓宽空间。单就农业来说，它占GDP的份额虽然不高，但地位却非常重要。前几年，美国有个叫布朗的学者写过一本书，书名叫《谁来养活中国》。其实答案只有一个:只能是中国人自己养活自己。你看，单是一个农业问题中的粮食问题，就已经牵动了全球的神经，那牵涉到三农问题的农村改革，的确是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课题。

　　第三层含义，十七届三中全会最核心的精神是在新的历史阶段怎样统筹城乡发展，最终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这是一个从根本上打破二元经济格局的战略举动，如果这一战略措施能得以顺利实施，中国将可以启动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内需市场，从而获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源动力，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下一轮深化改革从农村再出发的根源所在。

　　主持人:广东在新一轮的农村改革中可以有什么样的作为?

　　汪一洋:广东在推动土地有序流转、保护农民工权益、推动林权改革等很多方面都已经在全国率先作了富有成效的探索，有很好的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基础，在新一轮农村改革中，广东大有可为。

　　专题撰文:本报记者景小华

　　专题摄影:本报记者朱丹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