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立法

　　朱立恒

　　法治的首要之义是有法可依，因而，自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针确立以来，我国立法数量急剧增加。根据今年3月全国人大工作报告中统计的数据，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共229件，涵盖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近600件，地方性法规7000多件。

　　由于国情决定，中国现行立法是中央统一领导和一定程度分权的，多级并存、多类结合的立法权限划分体制，这使得数量众多的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

　　实际情况也表明，法律与法律、法律与行政法规、规章、司法解释以及司法解释之间等确实存在不同程度的冲突。比如，在刑事法律领域，今年6月1日生效的律师法就与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方面存在很大冲突，公、检、法三机关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也与刑事诉讼法存在冲突，这些解释之间也存在冲突。

　　然而，我国是单一制国家，法制统一是国家统一在法律上的表现，是维护法律权威中央政令畅通的重要保障。它要求法律体系内部的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等各项法律规范相互衔接、一致与协调。今年4月15日全国人大通过的《2008年立法工作计划》中明确提出，“抓紧研究提出对现行法律进行清理的方案并组织实施”。这标志着我国立法活动将进入构建高质量的法律体系新阶段，并逐步向法典化迈进。

　　及时进行法律清理，为法典化作准备，维护法制统一应当是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方面，也应当成为现阶段立法工作的重心。为防止在已有冲突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又平添新的混乱，因而法律清理也需要制度化，而我国这方面的法律规范还有待于继续完善。如前述，刚生效不久的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公、检、法三机关有关适用刑事诉讼法解释的冲突等问题的有效解决，都有赖于法律清理原则与标准的明确规定以及包括法律清理的主体、范围、内容、程序规范、效果评价等规定的跟进与施行。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后研究人员、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