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双全说，从悬泉简可以看出，随着汉朝势力的扩大，过往敦煌的主要有6种人：西域各国的使者和宾客，汉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公务人员，归义的羌人，官家的奴婢，由朝廷统一收集和安置的内地流民、刑徒(即流放的罪犯，送往敦煌“劳改”)。

　　专家们通过两枚汉简的记载，解开了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走向和沿途驿站的设置之谜。这两枚汉简是1974年额济纳破城子简和1990年敦煌悬泉置简，记载了西汉中晚期从长安经河西走廊到敦煌的驿站里程，专家们把这两枚汉简定名为《驿置道里簿》。

　　“这条道路是长安通往河西走廊、西域、西亚的交通大动脉，也就是‘丝绸之路’。”考古学家、省博物馆原馆长初世宾说。初世宾是破城子《驿置道里簿》的发掘者，他对悬泉遗址出土的《驿置道里簿》整理分析后，最终勾勒出了西汉时丝绸路主干道的走向。“我们可以确认西汉时期从长安出发到甘肃敦煌一带的驿站里程，也基本上弄清楚了沿线驿站的分布情况。”

　　“当时，人们离开长安后，从泾川一带过泾河，再经月氏、乌氏、泾阳、平林置等地县，到达固原(高平)，绕开六盘山，然后经今天的景泰芦阳一带，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一路前行。”按照汉简记载的里程在地图上描画，专家们发现画出的丝路主干道竟然是一条直线。“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为了修建这条大道所做的精密设计和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投入。”初世宾说，这条道路分为高平道(长安—固原—芦阳)、河西道(芦阳—武威—敦煌)两段，它的开通与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用兵河西有密切的关系。

　　悬泉汉简还有关于“天马”的记载，简牍显示，在悬泉置中有大量“天马”存在，而且有严格的管理使用制度。当时的西汉政府多次从敦煌抽调“天马”，或者往长安，或者到天水等地，这说明当时天马为人们非常看重，这也是除《汉书》外，汉简中首次见到有关“天马”的记载。

　　另外，悬泉出土的汉简还记录了2000多年前发生的沙尘暴。一枚西汉简上记录了一件“遗车失马”事件，其中部分内容提及一种灾害性天气，正是当今广受全球瞩目的沙尘暴天气。

　　何双全说，这枚汉简是一件官方处理事件的文书，上面详细写了某官府派一人去执行公务，并配备有一车一马，后该人中途归返，向上级禀告说他在路过敦煌地区时突然遇到很强的沙尘暴，大风和沙土刮坏了车，还使马匹受惊跑丢，该人也受伤，只得步行返回。“可见，沙尘暴古已有之。不知为何，类似沙尘暴等自然灾害，《汉书》等重要历史文献都没有记载。”此次发现载有沙尘暴的汉简，成了我国可以证实沙尘暴历史的珍贵文物。

　　《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朝政府曾考虑从罗布泊开凿人工河至敦煌，用来运粮到新疆。何双全说：“敦煌汉简和悬泉汉简对开凿运河到新疆罗布泊也有零星记载和反映，至少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件事。”悬泉汉简简文说：开漕运士卒多少人到悬泉置，到敦煌塞外筑渠，要求接待。何双全认为从内地派士兵到敦煌塞外筑漕运渠，应该是指开凿运河的事。

　　汉代的“国营农场”

　　悬泉遗址的发掘可以分为汉简和器物两大部分。器物佐证了简牍，简牍复活了器物。

　　“悬泉遗址出土器物的整理工作已基本结束，虽然出土的东西都很残破，但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时敦煌及其周边地区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何双全说。这个驿站遗址既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圈子的见证，也是整个社会的缩影。

　　悬泉遗址出土的汉简器物，最深的埋在1.30米深处，最浅的仅在0.20米处，他们发掘时分了六个标准层，从上到下，一、二层为西汉到王莽时代及东汉上半段，三、四层是宣帝、哀帝时期，五、六层归为高祖到武帝时期。何双全说，从各层出土的文物和简牍记载看，这里在宣帝和平帝时是最辉煌的，东汉以后逐步衰落了。

　　悬泉遗址中发掘出的器物的种类和数量非常多，生产工具和生活工具、用品都有，如铁器、陶器、木器、漆器、石器、骨器、丝织品、皮鞋、毛笔、墨、纸张，还有蔬菜、种子、水果、牛羊肉等，基本是残次品，没有金银器物，能看到的都是坏的，这也是“废弃遗址”的重要证据。

　　还有个证据，就是木简的内容显示这里的土地和水利设施都是国有的，如ⅡT0112②：103号简的内容是：“千乘里谭贤田一顷十八亩悬泉官渠”，渠尚且是“官家的”，其他就不言而喻了。何双全说，这里相当于汉代的“国营农场”，各种器物一应俱全。

　　私人印章和信件用的封泥也有发现。这里发现的麻纸至少要比蔡伦造的纸要早，麻纸有530多张，有字的(较细腻的)仅13张，粗糙的在当时主要用于当纸巾和包裹物品，尚未用于有规模地书写。

　　在悬泉遗址发掘之前，敦煌汉简虽有南北两塞军事系统设置的记载，但北塞资料很多，南塞的极为鲜见，悬泉简弥补了这个缺憾，还为阳关都尉府和阳关的内部建置、作用、运行机制及与其他机关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悬泉简中数量最多的是各种官府文书，皇帝的诏书种类不少，但大部残缺，能复原成册的不多，此外，涉及律令的有20多枚，包括贼律、田律、置吏律、盗律等。数量最大的是各种博籍，有人事方面的《吏名籍》、《功劳案》、《驿卒名籍》、《户籍》、《刑徒名籍》等，财经方面的《田博》、《入租博》、《钱出入博》、《谷出入博》、《契约券》等，也有登记车马等资产的，记录劳动日志、供给消费的，如《食鸡博》记有元康四年一年内消费鸡肉的记录，非常详尽。这些简牍对研究当时敦煌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法规极为重要。

　　何双全说，从简中的一些钱粮、土地博籍中可以看出，当时悬泉的土地有官田和私田两种，官田的分配以人口多少而定，租税按亩计算，私田可以买卖，但必须照章交纳赋税。从简上记载的“官渠”来看，当时敦煌的水利建设也是有相当规模的。

　　悬泉汉简还有对当地乡、亭、里等基层机构的记录，这对当时的郡县建置，特别是河西走廊社会的基层管理制度增加了许多宝贵的材料。前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