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即使在医院，对艾滋病人的歧视也是他们挥之不去的阴影。

　　我国为艾滋病人提供“四免一关怀”，病人体内的艾滋病病毒可以被有效控制。但夺去他们生命的却可能是其他病痛——即使是一个常规小手术，也会遭到绝大多数医院的拖延或拒绝

　　年过30岁的黎家明人生有两个转折点，一是7年前感染艾滋，二是3年前患上双侧股骨头坏死。

　　从公开的文献看，双侧股骨头坏死应该是常见病，一般采用手术治疗，治愈率达93.8%，治疗时间不超过1年半。不过，黎家明熬了3年多，却找不到动手术的医院和医生。

　　“我可能会死于非艾滋病。”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他平静地对记者说。

　　从发现感染艾滋伊始，黎家明就发现：“很多病友饱受痛苦，因为一个很小的常规手术辗转多个城市，多个医生，得不到治疗。”

　　4年前，他有一次病危住院，同病房的一个病友住了两个月，找不到医生动手术。那人每天挂着输液瓶，嘴里不停地唠叨：“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来？”

　　黎家明没有想到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确诊双侧股骨头坏死之后，医生建议动手术。黎家明不敢说明自己是艾滋感染者，偷偷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动手术？”

　　“能。”

　　“我有其他病，乙肝，已经控制住了。”

　　“那没问题。”

　　“我还有其他病呢？”

　　“什么病？”

　　“艾滋病。”

　　“我们没有先例，做不了。”

　　其实黎家明没患乙肝，乙肝病毒传染性要强于艾滋，但没那么致命。“我打电话就是想知道，医生为什么会拒绝？”

　　现在，股骨头坏死的疼痛要远远大于艾滋病。黎家明没法弯腰，只能靠不断甩腿穿鞋。晚上睡觉，他连盖在身上的毛毯都没法挪动。骨头疼起来时，他整晚整晚睡不着觉。

　　唯有等待

　　“我还可以等，那其他病友呢？”黎家明说。一些艾滋患者会因此错过手术最佳时机。

　　2005年4月，37岁的李雪意外怀孕，到医院做引产手术，当时她已有一个小孩。这时候她和丈夫被测出感染艾滋。

　　这对李雪来说毫无征兆。院方找她谈话，要转院治疗。她糊里糊涂办完手续之后，传染病定点医院却还没准备好接收手续。就这样，她被这家三级甲等医院“赶”了出来。

　　夫妻俩到区、市卫生部门上访，甚至给当时的上海市长写信，都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他们不得不转到外地求医。南京一家医院有过相同病例，愿意接收李雪。

　　这段日子是一场噩梦。住院时，李雪不敢拉开窗帘，连走廊都不愿去，一直躲在病房里。她不敢告诉任何亲人，只能和爱人互相鼓励。当压力太大时，夫妻俩抱在一起，嚎啕大哭。“死亡并不可怕，但凭什么把我们当牛鬼蛇神对待！”她回忆说。

　　7个月过去了。上海相关部门给她来电，说可以为她接生。“原本想引产，就这样被拖成了接生。”她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

　　回到上海的最初一个月，她失忆了，大小便失禁。“后来家人告诉我：你傻了，连自己爱人、孩子的名字都不记得，天天躲在家里。”她担心是药物副作用，医生说这应该是精神刺激太大的缘故。

　　这场遭遇不堪回首。“如果再要动什么手术，要再领教这些医院的歧视，我宁可选择等死。”她说。

　　刘杰是服务艾滋患者的NGO“爱之关怀”一名南宁工作人员。从他与艾滋患者的接触中发现，这是普遍现象。

　　今年初，“爱之关怀”开通了服务热线。一开始电话不多，但关于看病难题的投诉，他已接到了10至15例。“医院不会直接拒绝，而是说，你是艾滋病人，我先提高你的免疫力再说。然后一直拖。一般要等到行政干预，或者媒体介入之后才行。”他说。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这难题已存在多年。在防艾和关艾宣传多年之后，艾滋病人仍然像瘟疫患者一样被避之唯恐不及。

　　2006年初颁布实施的《艾滋病防治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推诿或拒绝对其其他疾病进行治疗。不过，没有具体实施细则。

　　一些艾滋感染者的求医经历一度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舆论表达了深切关注。但艾滋维权人士的鼓与呼，却没能改变现状。

　　去年，一个化名“奇奇”的5岁艾滋男孩再度引起了社会关注。他因食道堵塞急需救治，却被湖南多家大中型医院拒绝，直至到广州儿童医院。

　　虽然后来儿童医院认为院方一直在为奇奇诊疗，但许多艾滋维权人士更愿意理解为是舆论压力使然。随后奇奇得到了专家会诊，独立病房和医疗器械，病情得到控制。“‘奇奇’闹得那么大，但现在还不是一样？”广州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传染科医生说。

　　12月1日，就在记者采访进行之时，“爱之关怀”工作人员打来电话，告知一直协助治疗的2岁孤儿圆圆又被南宁一家大型医院拒之门外。

　　圆圆的右手臂有一块四五厘米见方的溃疡伤口，门诊医生建议住院治疗。但在住院3天后，住院医生却告诉刘杰，医院没有相关医疗条件。“医生说，国家没有拨款保证职业暴露的风险，他们不敢贸然接收。”刘杰说。“圆圆的溃疡还在扩散，甚至会到骨头里面去，可能会截肢的。”刘杰继续说。

　　现在刘杰不知道该怎么办，除了与病友互相鼓励之外，惟一能做的就只有等待。

　　更多的原因在政策层面？

　　目前，大部分地区有传染病定点医院，各个综合医院也有传染科。综合一些医生的讲述，目前艾滋患者在综合医院诊疗后如需住院、动手术，一般都会转到定点医院。不知病情的患者在住院一系列检查之后，测出感染艾滋的也将转院。

　　上海外科医生杨震在他的文章“HIV感染/AIDS患者外科问题的诊疗行为模式”中指出：“相当多的医务人员对AIDS的相关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仍有不少医务人员对诊治HIV感染/AIDS患者有恐惧心理，并存在对HIV感染/AIDS患者的歧视现象……部分医院的管理层对AIDS缺乏正确的了解，甚至比同一医疗单位的普通医师的认知水平还差。”

　　对于医护人员相关知识宣传上，他认为：“重点是放在自我防护的对策，对涉及HIV感染/AIDS患者的诊疗模式关注不够，对相关心理学知识技能缺少研究。”

　　很多评论斥责医生缺乏医德。杨震很反感：“没必要上升到医德的角度，我们医生并不是坏蛋，更多的原因是在政策层面上。”

　　他在接触艾滋病领域之后，曾想在医院为艾滋患者动手术，但医院不同意。“去哪里找护士、麻醉师？医疗垃圾怎么办？产生的费用谁出？”他说，最后只能放弃。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艾滋病研究中心教授高燕宁说：“根据张孔来教授所做的艾滋病歧视研究，结果证明，在跟艾滋病打交道的人群中，医护人员对艾滋病人的歧视是最高的。”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悖论，相关知识最高的人，却是歧视最高的人群，”高燕宁说，“有个专家在电视上说，我实在不愿意用医德来表达这种情况，这个的确很难堪、痛苦。”

　　艾滋患者被推到一个尴尬的境地。“综合医院说没有传染病防护条件，转到定点医院，定点医院又说没有手术条件。”黎家明说。

　　定点医院普遍采用的方式是邀请综合医院的医生过来会诊、动手术，这同样遇到难题。一家定点医院的医生谈到这里很为难：“我们现在比较被动，都是求爷爷告奶奶求别人过来。不要写我的名字，以后我还要求别人呢。”

　　他说，被邀请的医生大约有一半愿意到定点医院来诊疗。

　　“综合医院的防护条件跟我们差不多，现在强调的是普遍防护原则，不仅仅是针对艾滋病。”他继续说，其实面对艾滋病毒，医护人员职业暴露的几率是非常低的。

　　公开的文献显示，经暴露的皮肤或黏膜而感染HIV的传染率不到0.5％，医务人员在手术中因为割伤、刺破等感染艾滋病的几率大概只有0.33％。在我国，尚未有因医务界职业暴露而感染HIV的报道。

　　为艾滋患者留一席之地

　　医生们也在寻求帮助艾滋患者，广州妇婴医院的禤庆山医生是其中一位。

　　从1998年起，禤庆山和他的医护团队就一直在为艾滋妈妈接生。目前已接收一百多例艾滋妈妈，除了流产、引产的之外，接生了五十多例。参加的医护人员达五百多人次。

　　禤庆山已久经沙场，虽然他的团队也发生过职业暴露，但都安然无恙。在他看来，为艾滋妈妈接生与平常人无异。

　　“大家接触（艾滋患者）越少，就越陌生，其实医疗技术并不难。只要接受培训，一般医院都能做到。”禤庆山说。他认为目前艾滋患者的尴尬，不是医院歧视，而是整个社会对艾滋病的认知程度不高。

　　“实际上医院只要按规定做好防护措施，就足以预防包括艾滋病在内的院内感染。”禤庆山医生介绍，给任何人做手术都会有风险，关键在于预防，即使发生意外也有应急药物处理。从血液传播上看，艾滋病病毒的活性和传染性还比不上乙肝和丙肝病毒。除了疫苗之外，防乙肝的所有措施都足以防范艾滋病。

　　1998年第一次为艾滋妈妈接生，禤庆山戴着摩托车头盔，穿着约10元的雨衣，外面再套上军用医护衣服，脚上套着高筒水靴。当时整个医疗界几乎如临大敌，全线动员。医院派出了“精锐部队”：禤的助手是有十多年手术经验的医生，传递器械的护士是医院手术室护士长。

　　有了第一次，他就一直做下去了。“不要说我太高尚，我只是觉得，需要有人去关爱艾滋病人，我给予的只是社会应该给予的理解和关怀，他们需要我这样的医生。”禤庆山说。

　　到了2002年，禤庆山才开始不用戴头盔上手术台了，有了国际标准的防护措施。艾滋妈妈也逐渐增多，从每年一例到一年十多例。现在，禤庆山已逐渐不再上手术台，医院规定，当天值班医生负责为艾滋妈妈会诊及接生。

　　谈到这10年的经历，禤庆山很平静了：“我所做的工作，就是为艾滋病人在手术台上留有一席之地。”

　　黎家明也在等待：“我在等待一个有制度保障，又有爱心的医生出现。”他同时在自己的网站上以连载自传的形式为艾滋病人呼吁，他给自传命名为：《最后的宣战》。

　　（文中艾滋患者均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