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卅年

　　本报记者 曾璇

　　楼价挣扎着，民众观望着，银行紧张着，房奴沮丧着……我们身处在一个对房子极度敏感的年代。

　　曾经，三代同堂挤在一间小屋，只求“有瓦遮头”；曾经，为分福利房出尽“法宝”，只求给老婆孩子“热炕头”；曾经，买下商品房勒紧裤腰带，只求有自己产权的房屋。30年来，房子对于人们不再只是一个“蜗居”，更是家园、梦想、理财、投资……赋予了太多意义的承载体。

　　自己努力小屋搬大屋

　　有人说，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如今，它也许要被房子取代。

　　工作了想要“小窝”，成家时张罗婚房，“升级”为父母的想换大屋，孩子长大又开始为孩子操心新房，有了一套，又想再买多几套收租……这种周而复始为房焦虑，为房奔忙，可以说是打着鲜明的“中国特色”烙印。

　　居者有其屋，在结束福利分房后已成为每个都市人的梦想。

　　某文化单位工作的郑迅分到第一套房时已经34岁，之前他住在单位的临时宿舍里，还是平房。人生第一套房只有一房一厅40平方米，可他已觉得十分开心，“总算有了自己的小窝”，老婆孩子占据了房间，他就只好当“厅长”，一当就是5年。

　　1995年，单位第二次分房，打分，排名，张榜，他分到了黄花岗附近的两房一厅，74平方米。郑迅至今还记得自己拿到钥匙时的感觉，“当时想着就在这过一辈子的啦”！

　　2003年，他与太太散步经过竹丝岗，见到新楼发售，一问价钱还算合适。正“心大心细”，听到别人开玩笑：要买就趁早啊，再过几年想贷款银行都不受你啦！“受了刺激”的郑迅一咬牙，供了套120平方米的房。47岁，好歹拥有了“啱心水”的第一套商品房。

　　如果还是当年的福利分房，靠单位，按级别，捱工龄，可能很多人一辈子都难以拥有一套合意的住房。居者有其屋，在以前不仅是梦想，更是奢望。

　　透支未来去买房

　　如今，不少小青年刚毕业两年就闹着要置业，“老一辈”对此有点看不顺眼。

　　虞太家住城郊别墅，经济条件不错，但并没有因此娇惯儿子。某日，看到广州又推经济适用房的新闻时，她对儿子说：仔啊，你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头几年，可以考虑供一套经济适用房啊！岂料，小虞大惊失色：不会吧？妈咪，你要求这么低啊？言下之意，自己不能“沦落”到住“经适房”。

　　虞太讲起来颇为感慨：后生仔初出社会能有多少薪水？一般三五千元，了不起六七千元，凭什么觉得住经适房、限价房“丢架”呢？如果不“啃老”，单凭一己之力，恐怕也得工作好些年才付得起首期吧？年轻人买套适合自己身家的房子作为过渡，有什么不好呢？

　　虞太忧虑的是社会普遍的浮躁心态。仔细分析一下，当年，多少人是结婚生子后才开始有自己的一个小空间？现今刚毕业两年就叫嚷着买房的小青年，有多少是凭自己的积蓄，而不是拼一家甚至几家之力呢？

　　更令人担忧的是，现在普遍的想法都是“无房不娶”、“无房不嫁”，房子成了婚姻的必需品，整个社会释放出的是一种透支未来的畸形购买力。有人说，开发商们把子孙要盖房的地都用完了，其实，如今的父母何尝不是把子孙要买的楼都先置下了？

　　重回福利分房年代？

　　近年，随着房价非理性攀升，部分大中城市的房价已超过普通居民可承受的极限。政府一再出台“国八条”、“国六条”，都难以勒住楼价这匹脱缰的野马。

　　一些买不起楼的人开始怀念福利分房。网上，发出这种声音的也大有人在。

　　“过来人”分析，就算当年的福利分房，也不是所有单位都有这个能力。很多中小企业，没有利润，或者没有足够的利润，是没有实力进行福利分房的，充其量也就是分宿舍了；就算在一个大单位，也不是人人有房分，级别，岗位，工龄，对单位的贡献，婚否，育否，是否党员，配偶是否同单位，家庭人数等等，都决定了分数高低。

　　据说，当年，为了房子假离婚的、赶结婚的，一哭二闹三上吊闹房子的，为了加分把父母岳父母的户口都迁过来的，也不乏其人……

　　如果说福利分房会酿成新的“不公”，商品房开放又会使得普通人买不起房，那么，如何寻找一种合理的方式让老百姓真正能实现“居者有其屋”？即使在发达国家，解决住房问题也不是所有人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实现的。但在这些国家，政府对这个重要的民生环节，已经总结出了丰富的经验及政策。他山之石应供决策层参考。

　　最近一年，住房“双轨制”的呼唤甚为强烈。学习新加坡，“市场归市场，保障归保障”，让低收入阶层有房住，让有条件的阶层挑房买，这也许是一条康庄大道。

　　改革开放走过30年，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日常生活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至此，广州“30年大城小事 30年河东河西”专题暂告一段落。期盼经验与总结，能照亮我们未来的道路。———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