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新闻网讯

　　在北京的日子里，最让这位撒拉族女党员马秀英感到无比欣慰的是每次下去调解事件，无论走到哪里，务工的男女老少都亲切地喊她为“马姐”，听着这一声声亲切的问候，她的心里涌起一暖暖的、甜甜的暖流，她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她和这些农民工已成为最亲最亲的一家人了。

　　那是2004年的秋天，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安排和部署下，她被派往北京任驻京办主任，3个月后被选举为循化县在京务工人员工会联合会主席，承担起在京务工人员的管理服务和维权工作。初次到北京的她，在体会到首都飞速发展的同时，也深深地感到即将面临的艰巨工作；当她对在京务工人员现状和处境有所了解时，立刻产生了打退堂鼓的念头。她想，自己在家可以按部就班的上下班，有规律的生活，干嘛非要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受罪；何况自己身体也不好，胆囊炎、类风湿性关节炎时时折磨着自己，但当她听说，不久前一位农民工因法律意识淡薄，因诉讼证据未保全败诉而受到损失时，真正感觉到这些农民工太需要一个服务者，一个维权者，想起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一名党培养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于是，她打“退堂”的念头一瞬间消失了，毅然决定留下来。

　　基层工会工作是一项独立性、自主性很强的工作。在京务工人员较分散，流动性较强，遇到的问题千变万化，只有摸清底数才能有的放矢。于是马秀英带领其他几名同事一道走遍了京城十八个区县，开始了艰苦的摸底了解和登记工作。入秋的北京虽然酷热难当，但经过了三个多月的努力，她们初步摸清了情况。循化在京务工人员共有4200多人，400多家饭馆，一所外国语学校，2家黄河奇石店，3家青海土特产经销店，人员主要集中在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最早进京经商的撒拉人经营的是一家馒头铺。2000年以后发展较快，务工人员中80%是男性，20%是女性；文盲率高达60%左右；同时发现人员结构复杂，素质良莠不齐，法制意识淡薄，行事莽撞，人心涣散，经常有打架斗殴事件发生，时常有人被处以治安或刑事拘留。她感觉心中有数的同时更感到了这项工作的艰巨性。

　　万事开头难，工会组建以后，首要难题就是群众的认可。受前几年地方乱收费的影响，农民工普遍认为工会只是收钱的组织，没有任何作用。甚至曾有人指着鼻子骂她“你们政府这费、那费的没收够，还追到北京来收费；你们能做什么?我们不参加工会，你们别操心!”听到这些话，马秀英从不与他们计较，反而耐心解释，并说明农民工是新时期产生的新的工人阶级队伍，离开了工会组织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将得不到保障；她答应务工人员目前不会收取会费，等到大家认识到工会确实为自己维权，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时，再缴也不迟；但这些农民工根本听不进去，有的别说让她喝口水，甚至连饭馆门都不让进。她虽然碰了一鼻子灰，但她没有气馁，她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农民工的维权工作做好，只有维权成功才能证明工会是为农民工服务的组织，是维护他们权益不受侵害的组织。

　　在进行了反复的、多层面的宣传以后，得到了部分农民工的理解与支持。特别是几次成功的维权和救助，使农民工对工会有了新的认识，感到工会是农民工的贴心人，是为大家服务的，尤其是2005年4月20日，发生在北京市宣武区米市胡同的循化县白庄乡下拉边村农民工马海力录被伤害一案，更是农民工理解了工会组织。在这起案件中因有关方面违法行政，导致马海力录举证难；在受害人马海力录受轻伤的情况下，强行向受害人索要2500元，且无任何收款凭证；在马海力录提出自己受伤的情况下，仍被关押17小时。工会获得此情况后，立即投入救助工作；经过大量艰苦的工作，掌握了有关方面违法行政的证据。为避免受害人进入漫长的诉讼之路，工会决定，从执法人员的违法行政入手，迫使其继续协调此事；并告知受害人已寻求法律援助，若事件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解决，将同时进入两个诉讼程序，即起诉执法人员违法行政和起诉相对人故意伤害。通过多方协调，执法部门负责人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没有贸然下达《处理决定书》，最终处理结果：1、执法部门负责人出面道歉：2、退回非法收取的2500元；3、在相对人外逃的情况下，赔偿我方受害人医药费、损失共计3000元。此事件得以圆满解决。

　　2005年6月23日，在西城区裕中西里开店的循化县查汗都斯乡牙藏村的韩学良事件本身虽然是饭馆间的恶性竞争所致；但工商、卫生、城管等部门联合执法期间，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和对事件缺乏足够的了解，加上个别执法者素质不高，下达了查封通知令其饭馆停业。马秀英得知此情况后，经过了解发现有执法不公和偏袒本地人、歧视外地人之嫌。她代表工会向联合执法队提出抗议，并组织材料准备向西城区主管区长反映情况。同时，继续与执法队沟通协商，通过与执法部门的多次接触、交流和沟通，消除了误会，增进了了解，认识到执法队个别同志在执法过程中存在问题。使事情得到圆满解决，挽回直接经济损失十多万元。像这样的维权案件，马秀英和她的同事们先后解决了147件民事纠纷和刑事、治案等案件，这些维权案件的成功，使农民工进一步认识到工会确实是维护农民工利益的组织，是为农民工服务的，他们把写有“人民工会为人民”的一面旌旗送给了工会组织并争先恐后地交纳会费。

　　面对农民工的信任，马秀英和她的同事们松了口气，她们的工作终于得到老百姓的称赞，但发生在2006年6月30日的一件事使她们感到肩上的担子任重而道远，在这起事件中，农民工因对丰台公安分局刑事拘留马文明一事不满，79多名农民工到国家民委上访，要求公安分局就此事予以答复。马秀英得知此情况后，立即赶到现场对上访的农民工进行说服教育工作。随后，丰台区民宗侨办的工作人员也赶来做上访人员的工作。经过近3个小时的说服、教育、疏导，事情得到圆满解决。但马秀吟英感到目前最重要的是对务工人员进行法制培训，让她们不断增强法制意识，自觉遵法、守法、维法；于是她多方联络，在区民宗办的协调下，2006年7月6日，在南苑街道办事处大会议室举办了几期在京各区农民工负责人法制培训班。

　　通过培训，增加了务工人员的法律知识，增强了工会的凝聚力，维权工作逐步走上了轨道，但马秀英却累倒了，2005年盛夏，她在办案途中，公交车上中暑晕倒，被好心人及时送到医院，算是捡回了一条命。2006年3月在骑车办案途中被车撞后，全身大面积软组织挫伤，持续两天发高烧，而心中仍惦记着工作。2006年4月，在办案途中，因睡眠不足过度疲劳晕倒后，在路人的帮助下被出租车司机送往海军总医院，诊断结果：疲劳过度，严重睡眠不足，精神长期高度紧张，导致脑供血不足，神经衰弱，许多农民工知道后，都不忍心让她乘坐公交车，都积极为她付车费、卖饮料。她用自己的真情实意和人格魅力影响和带动他人，共同构建和谐家庭。为群众办起一件一件的好事。一次她接到一个农民工的电话称自己的媳妇失踪了，希望得到工会的帮助。接报后，她直奔西客站，估计农民工的媳妇可能买车票回家，在西客站果真见到了她，了解情况后，先安排她住到自己家里。然后与她丈夫联系、沟通，耐心听他们各自的陈述。经过反复做工作，夫妻双方相互道歉，一场离婚纠纷终于调解成功，挽救了一个家庭。2006年3月，北京的初春寒气袭人，马秀英接到海淀双榆树派出所电话，称一个维族男孩被他们派出所救助，要求马秀英协助。她到双榆树派出所了解后知道，这名男孩是白庄乡拉边村人。因父母离异，流浪到北京。她看到蓬头垢面的小男孩，心疼地搂在怀里。当晚领回家，给他洗澡换衣服，并带他理发后买了车票，委托青海的撒拉族老乡带他回去。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举，三年来不管在京务工人员有什么事情都愿意找她，大到打架后被刑事、治安拘留，小到老婆生孩子，兄弟间闹矛盾，生病到医院看病办手续，她都管。农民工亲切地喊她为“维权大姐”。这一声声维权大姐里包含了她一颗金子般对老百姓赤诚的情怀。

　　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金杯、银杯不如农民工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农民工的夸奖。作为党员干部得到老百姓的赞誉，是莫大的荣誉，然而这背后她却失去很多很多......她的爱人在循化上班，期间因故被摔成腰椎骨折，手臂骨折；女儿在北京上学，三年来没有时间顾及女儿的学习，学校开家长会总是由店里的员工代替她去。而她和她兄弟合伙经营的饭馆因缺乏管理，日营业额由以前的1800元左右下降到现在的500--600元左右。面对爱人的抱怨她无言以对，她知道自己欠亲人的太多太多!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2007年7月，当县就业局领导把海东表彰先进个人的证书送到马秀英手里时，她流泪了，她说道：“我对我的家人感到很内疚，但是作为一名维权工作者，这里有更多的群众需要我。如果说一个家庭的付出能够换来大家的幸福，我无怨无悔。”

　　她就是这样一位在京为老百姓的利益奔走的“维权大姐”，去年10月，在她的奔走筹备下，循化县在京务工人员工会临时党支部批准成立，她被当选为支部书记。一份新的责任，一番新的天地又在等待着她去带领群众一起去努力去奋斗，我们真诚地祝愿在她和百姓日子越过越好。 (马秀芬 马学良 作者单位： 循化县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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