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进扬子晚报工作的第四个年头。5月14日，就在四川汶川地震发生的第三天，中午11点40分，我刚刚采访完回到报社，还没来得及去食堂吃饭。听到本部门副主任张琳说，江苏省卫生厅有一批急救车队，中午12点整出发到四川。当时我听了后，几乎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让我跟着去吧！”之后很多人问我，当时你哪来的勇气？说实话，我真的没有考虑太多：第一时间，作为一名记者，应该出现在事件发生的现场！况且，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

　　10分钟后，我迅速赶到省卫生厅集合点，却发现这次行程并非我想象那样。原本我以为是坐飞机，后来才知道是坐120救护车从南京开到成都。而此时，离发车时间只有5分钟，“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你什么都不带，这样去太危险！”省卫生厅办公室陈少军主任一再劝我放弃。是，我的确什么都没有准备，甚至连身份证件都没有带，但是我想，只要人到了，什么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当时的我只有一个念头，先到四川再说，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上车后，我才真正理解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句话的意思。全部行程为2200多公里，其中有近1000公里都是盘山公路。我还安慰自己说，这辈子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坐这么长时间的汽车了。而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因为坚持“早到一分钟，就能多救一个人”的信念。车队从启程的那一刻开始，就没有停下车来吃饭和休息。一路上，我只能蜷缩在车厢里，不敢往外看，因为脚下可能是万丈深渊；司机师傅也提醒我，最好不要睡着了，如果一旦发生危险，要保持清醒的意识。急救车的座位很少，为了减轻我的颠簸，好心的司机师傅就把我“绑”在担架上。就这样，在几乎不吃不喝不睡的40个小时后，16日凌晨3点，在一个大雨的夜里，我到达了成都。然后，我告别了急救车队，搭了一辆运物资的车，一个人到达了绵阳。

　　到绵阳后，我想继续往北川前进。但是起先，并未能如我的愿，我一路遭到了“拒绝”。首先江苏省疾控防疫队，他们不肯带我进北川的理由是，他们第一批所带的干粮和日用品都很有限，还有就是，营地里全是“大老爷儿们”，只有我一个女孩子很不方便。无奈之下，我只有联系先我一天出发的同事裴睿，电话里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怎么也来了？”然后他说，“你千万不要去那里，太危险！”我很清楚，大家的拒绝都是对我的关爱。但是当时我唯一的念头是，一定要到受灾最重的地方去看看，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法，一定要去。第二天，在我的一再坚持下，裴睿悄悄地把我“塞”进了江苏省消防救援队开往北川的车。

　　我在北川的时间不长，但是一路上的所见所闻，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那种震撼的场景对于我的冲击，无论是视觉上还是心灵上的，都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在那里我终于体会到了什么是“夷为平地”，什么是“向死而生”。

　　在北川，我经历了一次万人大撤离。那天下午，我和裴睿都在北川县城中心，也正是北川地势最低的地方。我在采访一个当地群众时，突然看见无数人疯狂地向前跑，“怎么了？”我正在纳闷，只听见身边跑过的一名战士的对讲机里传来“水坝要决堤了，快跑！”而那个采访对象只说了一句“完蛋了！记者快走！”转身就跑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并不是什么水坝，而是后来牵动无数人心的唐家山堰塞湖，而那一次，堰塞湖首次发出洪水警报。而我所看到的，山上流淌下来的“溪水”，其实正是堰塞湖裂缝正不断地往外漏水。此时天空已经变得阴沉下来，预示着暴雨可能会突然来临。此时，一种求生的本能，所有人都拼命向前奔跑。有的人甚至连东西都顾不上收拾，一名记者还忙着收拾地上的摄像机的三角架，另一个人拉着他就跑，“不要收了，逃命要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是有一辆车开过来，就有很多人不要命地扒着车往上爬。

　　其实那时候，我很害怕，但是我已经跑不动了，一种绝望的情绪笼罩着我。我停下来，又怕被后面汹涌的人潮挤倒。正在我犹豫的时候，一个穿橙色制服的消防员战士一把拉住我的手，喊了声：“坚持住，快跑！”，另一个战士帮我背包，说，“我们来帮你，你不要怕。”

　　由于地震，北川的道路被损毁，平直的路变得断裂和扭曲。小战士说，带我跑一条近路，问我敢不敢跳。一看下面有三米高，我倒吸了一口冷气，闭着眼就跳了下去。等到要爬山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实在是爬不动了，我说：“你们快走，别管我。”但是他们却说：“别放弃，别犯傻，我们死也不会丢下你。”这时候，可能是又出现了余震，山体出现了滑坡，“快点，来不及了！”到了最后，40分钟的路，我们跑了15分钟就出来了。到了安全的地方，每个人都是大汗淋漓，惊魂未定，而两名战士把身边唯一的一瓶水给我喝。这两个可爱的小战士怎么都不肯留下名字，他们一直陪着我，直到大部队把我们送上车。临走时他们说，“我们都是普通的消防员，救人是我们的责任。”从那一天开始，考虑到安全问题，北川就已经开始部分封锁了，不让我们记者再进去。

　　剩下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绵阳的医院和灾民的安置点。在绵阳市第三医院，我看到了温总理为之让路的小欣宜，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医生是含着眼泪，为小欣宜截肢的；而可爱懂事的小欣宜，看到来看望她的叔叔阿姨们，就会喊爸爸、妈妈。而对于那些地震中受伤的人们来说，失去亲人的伤痛，远远大于身体上的伤痛。还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她和丈夫都成功地获救，而5岁的孩子却被永远地埋在了北川幼儿园的废墟下。她的精神状态几近崩溃，别人都以为她已经疯了，成天不是哭就是一直喃喃自语，完全无法交流。而当我要走的时候，她突然挣扎着从病床上起来，拄着双拐，深深地给我鞠了一躬，认真地说：“记者，如果你看到我的儿子，你一定要告诉我。”

　　每当看到这样的场景，我都会格外想念我的家人。在父母眼里，我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而这次出发前时间太过仓促，没有时间和他们说一声，直到车子开到安徽，我才和妈妈发了条简短的消息说，我去四川了。妈妈只是回了我一句：既然你已经做出了选择，就不要哭着跑回家，要学会坚强。

　　同时，我深深体会到我们同行的敬业精神，特别是我们扬子晚报在北川的其他三名年轻记者，他们是朱昕磊、裴睿和陈郁。在那里条件有多艰苦，我已经不想多说。但是，在发生余震的时候，他们都坚持，一定要把稿子写好才离开。有一天晚上，预报绵阳地区可能会发生7-8级的余震，全城的人都在往外撤离，一些其他媒体的记者也都纷纷丢下手中的工作。可是只有本报记者没有一个先离开，一直坚持发稿，直到宾馆的工作人员担心我们的人身安全，把我们一个个“赶”了出去。那天夜里，我们四个人在火车站广场站了一夜，我们彼此交流，有没有后悔来到这里？大家一致表示，对于当初的选择，从来都没有后悔过，因为只有亲身经历了这一切，才能体会什么叫众志成城，什么叫民族精神。于丹丹

　　200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