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 舸

　　任何事件也许都会面临“揭盖子”效应——一旦某个个案曝光，其他类似现象就会纷纷浮出水面。继之前“温州公费考察美国赌城事件”被披露后，12月3日的人民日报深度报道了公费考察成福利、年终指标突击完成的根源所在。而“20名副秘书长”事件暴露于公众视野，则又一次拉开地方官员泛滥现象曝光的序幕。继网传辽宁铁岭市有9个副市长、20个副秘书长，河南新乡市有11个副市长、16个副秘书长以后，又有网友在论坛爆料：贫困县湖南平江县有十个副县长、四个县长助理，记者浏览了这位网友提供的平江县官方网站，确认了这一事实。网友“超级国人”批评道：“2005年平江县财政收入只有2.24亿，一个贫困县，竟然配备这么多官员，是不是有点不正常？”（12月4日《新快报》）

　　贫困县配置10个副县长、4个县长助理，这阵容委实豪华。贫困县之所以配置如此众多的领导干部，似乎又有着深层次的特殊原因。贫困县经济欠发达，但所承担的税赋按比例折算，未必比经济发达县份少，乃至有可能更多，而经济来源渠道的狭窄，与政府庞大开支又形成不对等，迫使政府不断通过增加官员数量，按人头来完成相应政治任务——有些地区以招商引资为终极追求，将几乎所有部门领导都外派招商，其留下的管理空缺必须有人填补，又造成新一轮人员扩张；有些地区因民营外资经济弱小，社会创富机会匮乏，唯一的稳定收入渠道就是当公务员，各类大小有关系的人挤破了脑袋也要往里钻，部门自然人丁兴旺；有些地区承担的政绩使命繁多，只有通过定岗承担来分摊任务，日益增多的干部就是为了满足考核之需……以上种种，恐怕都是“贫困县官多”的核心原因所在。

　　贫困县官多的制度成因缘于民权无法得以保障，当地政府任何人事改革都沿袭个人意志或内部决议，很容易陷入利益共谋下的官场交易。而不少地方政府依旧将公共服务异变为社会管制，就使得政府介入市场民生领域的手过长，比如农业县就逼农民统一种植经济作物，以达成规模效应下的政绩宣扬；旅游县就耗费巨资建立“鬼城”、“孔子城”，前景未卜而投入难计；政绩工程需要政府大量人力投入，需要官员之间的分工合作，需要一种潜规则利益的集体捆绑，官员越来越多就成必然。

　　要遏制官员资源配置膨胀趋势，只能通过政府职能的治标式转变。除了公务员考核体系对退出机制的不断完善、对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的继续改革外，让政府不过多干预市场领域，不拥有不对应的公共资源，从制度设计上予以权力制衡，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贫困县配置10个副县长、4个县长助理之类乱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