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会芳 张瑞谦 路其强 /文 本报记者 闫志国 /图

　　（1）老宅子·贴砖房

　　在张营村西北部，有一处很不起眼的宅院，淹没在成片的农家小院之中。推开铁门，院子里有点杂乱，一棵高高大大的椿树叶子落光了，一户湖北人家正在做豆腐。“这就是我们家建的第一处新房，现在出租给他们了。”梁英芳说，建房那是1985年的事了。

　　“当时这里还是村边，宅基地在一个大坑边上，大坑有三米多深。”梁英芳回忆，有了这块宅基地，在1984年入冬农闲后，梁家开始筹建新房。

　　当时，梁英芳已结婚并有了大儿子，二弟三弟也先后参加了工作，二妹和四弟正在上学，一个大家庭只有原来那处老宅子，便显得挤了。“当时，我们夫妻俩和儿子住里间，外间是一个大炕，平时四弟一个人住，星期天节假日，二弟三弟从单位回来，就和四弟挤在一起，二妹则和老人住在一起。”梁英芳说。

　　1974年，梁喜文盖老宅子时，就是考虑到家里人口众多才没有建北房，而是盖了几间西房，“北房只能建4间，住不开。”但到了1984年，梁家的住房又明显紧张了。

　　除了挤点，当时梁家的老宅子也实在有点“不合时宜”。尽管才使用了10年，但由于是土坯贴砖的房子，已经老旧，而那时，村里的红砖房已经渐渐多了起来。

　　此前，梁家就一直打算建一处新房子，但始终未能如愿，一是没有宅基地，无处可建；二是因为穷，没有钱。

　　“前些年，老爷子戴着‘黑帽子’，尽管多次申请宅基地，总是不给。”梁英芳说，1980年老爷子“摘帽”后，分一块宅基地才有了可能。考虑到梁家的实际情况，几经周折后，1984年，村里在西北角一个大坑边给了梁家一块宅基地。

　　“当时那个地方比较背，人家稀少，加上还有个三米多深的大坑，一般家庭是不要的。”梁英芳说，尽管不太理想，但总比没有强。

　　有了宅基地，腰包也鼓起来的梁家要盖新房了！

　　（2）新砖房·水泥面

　　从1983年承包的砖厂，梁英芳买回了5万块红砖，两分四一块。“考虑到填坑并不比建地下室省钱省料，也没地方买土，于是就决定建带地下室的房子。”梁英芳说，现在人们再建地下室时，显然就不是出于这样的想法了。

　　当时正是农闲时节，乡亲们都来帮忙，“只管了几顿饭”，新房主体就建起来了。“那时农村建房，都是找乡亲帮忙，不会找施工队的，尽管那时一个小工一天工钱才一块五，大工也不过三块钱。”梁英芳说。

　　1985年春，新房全部完工了。地面（地下室屋顶）是预制板的，抹上了水泥，砖墙抹白灰，屋顶是用檩条、椽子、木板架的，最后上泥土、炉灰渣锤顶，“当时为防屋顶漏水，都是这样做的房顶。”

　　这样的房子如今看起来已经远远地落后了，可在当年，梁英芳还是很满意的，这不仅因为当时家家户户都这么建房，而且，比起家里的老宅子，新房可“高级”多了。1974年梁家盖老宅子时，梁英芳18岁，他一直记得：“是老爷子请人打的土坯，找人拓的砖，贴在土坯外面，屋顶的檩条是刨了自家一棵树做的，抹墙用的是麦秸和泥。改革开放后，哪还有人家这样建房啊？”

　　再往后，1990年，梁英芳建二层小楼时，没再麻烦乡亲们，而是承包给了无极县的一个施工队，屋顶直接用水泥浇筑，不锤也防水。

　　1985年，在4间北房一边，梁英芳还建了两间东屋，总共花了7000多块钱。随后，梁英芳和妻儿就搬了进去，“有自己的房子了！”

　　（3）二层小楼·四层新居

　　新房建成后，梁英芳在那里过了5年幸福生活，并养育了次子梁天中。其间，大姐梁俊英家则建起了“贴瓷砖”的新房。

　　1989年，梁家又分得了两块宅基地。那时，改革开放走过了10年的历程，卖蔬菜、包工厂、开门市、办旅馆的梁家家底殷实起来，“手里有钱了。”第二年，在两块宅基地上，梁家花4万多元同时建起了两处新房——一处二层小楼，一处平房。装修后，梁英芳搬进了小楼，把带地下室的房子留给了在城里工作的二弟。那处平房，给了梁家四子梁惠斌。而梁家的老宅子，归到了梁家三子梁重阳的名下。

　　也就是这一年，张营村还有另外4户人家，也建起了二层小楼。

　　住进二层小楼后，梁英芳感觉很满足。“我们是当年村里最早盖二层楼的人家之一。”当时他想：日子这样过，也就知足了，“如果不改革开放，我恐怕连老婆都娶不上，现在都住进楼房了，咱能不知足吗？”

　　但随后十几年间发生的变化，让梁英芳感觉自己知足得太早了。

　　1996年，刚刚大学毕业的四弟搭上福利分房末班车，分到了一套单元房。

　　2000年，大姐家花7万元买了一套单元房；两年后，又花6万元买了一套单元房。

　　2005年，张营村统一盖了六栋村民福利楼，梁英芳花8万元买了一套两室两厅的，120多平方米，“孩子结婚就有房子了。”

　　梁英芳在城里工作的弟弟妹妹，如今也各自买了不止一套商品房。

　　今年秋天，在二层小楼前的空地上，梁英芳开始加盖一座四层的新楼。“总面积有800多平方米，连工带料都算下来，大约需要40来万元。”梁英芳说，等明年开春装修后，就出租出去，总共56间房，每间能收租金100元到150元，几年就把成本收回来了。

　　当年，梁英芳结婚后没房子，和老人挤在几间土坯房里；如今，梁英芳不仅有了单元房，还建起了4层的楼房。梁英芳明白，这，全是改革开放带来的。

　　■征文·“我的1985年”

　　骄傲地成为第一批“农合工”

　　●史文霞

　　有幸成为第一批“农合工”（农民合同制工人），走入国营工厂，挣上了工资，出入都市华丽的商厦，漫步流光溢彩的街头，眼看着城市一天天长高长大，我已然和她融为一体，我说：让我们感谢改革开放吧！

　　记得那是1985年，地里已收过秋，郊区闲暇的人们又不知该如何打发一冬的时日了。我不甘寂寞，于是，去村办鞋厂做工。一天，我得到国营棉纺厂在郊区招工的消息，很是激动。权衡了自身条件，我马上报名参加考试。笔试顺利过关，可在体检时却差点被淘汰。因为那天我高度紧张，对面的视力表看得不准，结果榜上无名引来满脸泪水。第二天，我要求重新体检，最后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我终于能走进梦寐以求的工厂了。

　　上班第一天，母亲早早地为我准备好早饭，又目送我至村口，可我竟然迷了路。那天早晨雾挺大，我骑自行车行至北道岔转盘时，不由自主地随着车流又转回原路。走了一段，感觉不对，才又往回返，白走了不少冤枉路。去单位和工友们说，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第一次来到机器隆隆的车间，看到白花花的棉花转眼变成平展展的布，看着师傅娴熟地操作，我就发誓一定要做出成绩，不辜负国家、工厂、领导的期望。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上班学，下班练，手上因拔纱管磨出了血泡，可我咬紧牙关不松劲儿，最终在青工测评中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也成为第一个独立顶岗的“农合工”。之后的生产指标月月都是优，后来，还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呢。由于工作突出，厂里按政策将我的户口农转非。

　　纺织厂那时是四班三运转，刚上班时有一次还上错了班，至今想起来都觉得好笑。后来，工厂为我们路远的“农合工”配备了大轿子专车，接送上下班。若累了不想回家，有温暖的单身宿舍。食堂丰富的饭菜、俱乐部多彩的业余文化生活，这一切，都成为我美好青春的回味、纪念！

　　现在的城乡差别越来越小了，要知道，在改革开放初，我们能在市里上班，还被好多人羡慕呢！农村、工厂逐步打破养懒人的大锅饭、铁饭碗，使得后来的“农合工”越来越多，司空见惯。与其说，是“农合工”改变了我的命运，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不如说，我们的命运，这个时代的命运，已整个维系在改革的大潮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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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中读史】

　　“没票寸步难行”

　　成过往

　　□本报记者 袁媛 崔虹

　　1985年，省城人不经意地发现，计划经济时代的票证，似乎在一夜之间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一年的《石家庄日报》里，很难再看到“儿童奶粉告急”、“男士布鞋脱销”等诸如此类的消息。粮票、布票、肉票、油票、洗澡票，正悄悄地在市民的生活中淡去，“没票寸步难行”的时代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

　　这一年的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政策的重要性在于它决定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除少数农产品实行合同定购外，其余全部放开，实行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这是一个深刻的变革，商品经济的汪洋大海正在淹没全国。这一年，省城粮食和棉花的统购统销，被改为“合同定购”，农产品购销体制走向了“双轨制”。省城的价格改革开始起步，副食品价格逐步放开，生产资料价格的双轨制也正式推行。

　　与此同时，在1985年的《石家庄日报》里还频繁地出现了一个时髦概念：消费。当年2月27日的《石家庄日报》，用《吃讲营养热量，穿讲挺括漂亮，用讲名牌高档，重视智力投资》为题，讲述了省城市民在这一年消费结构的新变化：牛奶需求量增大；中山装、军便服被花色多样的羽绒服、西装、猎装所代替；城市百户拥有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黑白电视机、电风扇、洗衣机等趋向饱和，进入更新换代期；大件耐用消费品和家用电器销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突出一个“双”字，洗衣机要双缸的、电风扇要灯扇两用的、电视机要彩色双喇叭、录音机要双声道双卡立体声、电冰箱要双开门双控的。

　　1985年，没有什么标志性的记号，也算不上是重要的年份，但省城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这一年，省城物质需求得到极大满足，与外界接触增多，社会文化也呈现多元态势，市民在这年还欣然接受了更多的时尚元素，譬如，高尔夫球、保龄球、模特儿、外国乐队。

　　1985年大事记

　　9月6日-10日 石家庄市举办秋季商品交易会，签订购销合同4100多份，成交金额6950万元，本市企业成交额达1400多万元。

　　9月6日 国家“七五”计划的重点建设项目石家庄市上安火力发电站第一期工程由中外合资筹建，装有两台进口的35万千瓦大型发电设备，发电容量相当于石家庄热电厂当时装机组容量的4.4倍。

　　10月24日 石家庄市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派遣临时出国人员和邀请国外人员来访审批权限的具体规定》。

　　■“精英”之路（八）

　　工余苦读志不渝

　　●江 枫

　　为保证学习时间，翟志海从白班调换到夜班，负责车间清扫工作，每天夜里11点上班，凌晨5点收工，天亮后到电大学习。寒来暑往，一干就是四个春秋。其间苦楚，直至多年后还常常出现在睡梦里。特别是冬日夜晚，工作服极其单薄，匆匆换上后，为了御寒，一口气飞跑到车间，身上稍许有了暖意，先拣大铁块、木块，用排子车拉到一千米外的垃圾堆。由于过于沉重，路面难行，车胎常常被扎坏，自己白天学习，没有时间修补，只好硬着头皮推拉。在车间清扫时，必须要用手清除铁砂，搬运铁块，手套一个月发一双，一天就会用坏，露出十指，指上常常洇血，只好用布条包起。早上工作完毕，人就像从矿井里出来的工人一样，浑身是土，冲洗后立即吃过早饭，匆匆赶往电大学习。

　　【学者视角】

　　惊鸿翩翩入镜来

　　●赵新月

　　挂历上可以不是影视明星，而是自己；电脑桌面可以不是蓝天白云，而是自己；手机屏幕可以不是动漫，而是自己；书签上可以不是伟人语录，而是自己……

　　这是一个按动相机快门与按动电脑键盘或手机键盘一样便捷的时代，因此也是一个“镜子时代”，自己与自己的形象抬头也见低头也见，五步之内必有芳草，芳草上的蜻蜓原来也是化了妆的自己。拉什《自恋的文化》一书说：“我们这些人就如演员与观众，生活在镜子的包围中。”

　　喜欢照相，是人的天性。食色性也中的“色”，原本就是色相，尤其是自己的色相。30年改革开放，不仅提供了让自己的色相铺天盖地的工具——相机从机械的原始落后价格昂贵，到数码的轻灵便捷价格低廉，更提供了让自己的躯体自由舒展的山林。

　　照相是躯体表演的艺术。30年前，我们的躯体不是自己的，而是更高“政治目的”的臣子，我们在思想的严加约束里走进镜头，于是一脸政治、一脸愚钝，外加一身机械、一身僵硬，显影于那个“火红的年代”。

　　1985年，乐凯胶片公司推出彩色胶卷、彩色相纸，与外国产品一起引领我们进入了摄影的繁华年代。那时，我们的躯体曾一度自由，在属于自己的相机镜头面前变换着原生态的躯体语言，没有政治严加管制也没有摄影师左右摆布之后，镜头里的我们成为林中的鸟儿水中的鱼，飞翔的姿势与游泳的动作完全出于本能，一如行云与流水。那是一个躯体充分自由而舒展的时期，照相馆的流水线上日夜不停地冲洗着一群又一群鲜活的鱼……

　　自由的躯体穿过90年代，不期进入了21世纪消费文化的时代，昔年约束身体的政治气候渐渐被青春、美丽、健康、身段、魅力、苗条、性感等理念取代，我们的躯体语言刚刚在自由的领地上撒了几年欢儿，却又落入新时代约定俗成的审美规则的囹圄。躯体的不自由难道是一种宿命？

　　一些人开始放下自己的相机，纷纷走进影楼。那里年轻、美丽、奢侈、富裕的偶像唤起了人内心深处的色相之欲，影楼暗示消费者你的色相原本也可以被拍照得如此迷人。于是儿童、学生、新人，包括老年人纷纷走进魔幻式的镜头，被矫正过的躯体语言从流水线上被美学化之后娇滴滴地涌现在眼前，使你不敢相信而又愿意相信那就是你自己！

　　眉宇之间迷幻着惊艳的未来，手足之间高蹈着盛世的情怀，腰身之间柔韧着健美的曲线，衣帽之间闪烁着富足的光彩，就连背景也弥漫着类似T台一样的烟雾与灯光。

　　现代影楼主导着一场伟大的瘦身运动，起码也是在为这场运动推波助澜。在“青春=美丽=瘦身=健康”的诱导公式下，躯体被诱导进欲采萍花不自由的时代，但为了莲花一样的腰身与色相，谁还会在乎节制饮食、拼命锻炼、疯狂购买化妆品等一些不自由呢？

　　30年来，世人沉浸于永远年轻与充满活力的幻想，让传统照相业历尽技术更迭的危难而又前程无限好，而我们的躯体语言、演示技巧也从闭关锁国走向了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