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文，湖南隆回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后，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最近到长沙参加湘籍法学家联谊会，在畅谈湖湘法学人物时，居然很少有人提及新近去世的瞿同祖和王名扬两位先生，让我对人类的健忘生出几分感慨。

　　瞿同祖先生是湖南长沙人，生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其代表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是超越法律史这个二级学科甚至超越法学这个一级学科的著作。10月3日，他以98岁的高龄在北京协和医院仙逝。

　　王名扬先生是湖南衡阳人，生前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其代表作“外国行政法”三部曲开创了中国行政法研究的“王名扬时代”。11月6日，他以92岁的高龄在北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仙逝。

　　这样两位当代得到公认的法学大师是值得我们纪念的，尤其值得我们湘籍法学家和湘籍法律学子纪念。

　　纪念并不是全为他们，甚至主要不是为他们，而是为我们自己，为提高我们自己的境界。从他们身上学到有益的东西，受到启发，反思自我，这应是纪念他们的一种良好方式，也是彰显他们存在的意义的一种体现。

　　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东西和受到什么启发呢?

　　首先，要追求真学问，出精品。瞿、王二位先生似乎没有什么眼花缭乱的社会兼职，也很少参加各种名目繁多的评奖和社会活动，但他们潜心学问，不急功近利。瞿同祖先生曾经说过，他一生治学得力于“勤奋”、“认真”四字，其座右铭是“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他还说:“搞研究必须有刻苦精神和认真的态度，学术研究是艰苦和严肃的工作。如果不付出辛勤的劳动，不认真地对待你所研究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高水平的学术成果。”王名扬先生将自己一生治学的心得总结为“勤学、勤思”，据说他在写“外国行政法”三部曲期间，坚持每周至少三四天去国家图书馆，所有最新的英、法文行政法和行政管理学方面的资料，他都仔细阅读，认真做笔记，反复思考，整理归纳，记下自己的心得体会，直到图书馆闭馆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一年又一年，除了偶尔生病住院，从未间断。我曾听一位优秀的中青年行政法学人谈起过王名扬:10年后许多今天的行政法学名人将慢慢退出人们的视野，但人们会记得王名扬，就像学物理的会记得牛顿一样。

　　其次，要甘于清苦。瞿同祖乃清末重臣瞿鸿◇的嫡孙，按说衣食无忧，但他选择了做学问这门苦差事。他在西南联大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写出了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王名扬，这位法国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数十年来，一直蛰居在40多平方米的陋室，30多年未曾装修。先生去世后，有媒体用“生活堪称简陋”、“心无旁骛、精心著述”来报道他。在我的印象中，英年早逝的一代知识产权法大师郑成思先生也曾赢得过这样的美誉。

　　再次，成材不分早晚。瞿同祖1947年出版《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时，时年37岁，如果从他1937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本为其赢得学术声誉的著作《中国封建社会》起算，他的成名时间更早至27岁，可谓年轻有为。反观王名扬，却是十足的大器晚成:1987年，他完成《英国行政法》时，已经71岁，两年后，他又推出《法国行政法》，1995年，再推出《美国行政法》。以古稀之年，成此伟业，不能不让人敬佩。类似的故事在我们刑法学界也有，储槐植教授22岁上学时发表第一篇文章，到50岁才归队发表第二篇文章，由于他秉承“多想超越自我而少想超越他人”的治学理念，如今“老而弥新”，成为一代刑法宗师。

　　最后，仁者寿。瞿同祖、王名扬都是抱着建设国家的美好愿望回到国内来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被闲置起来，甚至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二人都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有一颗纯粹的心。在长期的隐姓埋名中，瞿同祖以其自制和自信保持着酷爱古典音乐的高雅情致。上个世纪70年代，在湖南文史馆工作的瞿同祖与夫人应约翻译《艾登回忆录》，以作为内部历史资料参考，这是他回国10年后第一次跟“学问”沾边，瞿说:“当时翻译这本书，是没有报酬的，但我很乐意，因为回国，就是想为国家出力，好不容易有这件事。”王名扬呢?据他的学生说，其顽强毅力不仅体现在做学问上，还体现在锻炼身体上，他不管刮风下雨，每天都坚持锻炼;任凭天寒地冻，从不间断洗冷水浴。我还看到一个资料，说2002年元旦前夕，中国政法大学新任校长徐显明去探望王老，看到房间简朴的摆设，问他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王不假思索地回答:“肯定没有什么困难啦!”如此仁厚之人，焉有不长寿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