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许多的变化中，有一种悄悄发生却影响深远的变化，那就是老百姓特别是城市居民的生活中，少了一种叫做“票证”的东西。20岁以下的年轻人，多数人不知道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票证曾经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

　　30年前，中国是典型的“计划经济”。这种计划经济在老百姓生活里，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票证。所有与老百姓生活发生关系的物件，都曾经需要“凭票供应”。那个时候，没有钱不行，光有钱也不行，买东西除了花钱，还要凭票。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在60年代“三年自然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后期，几乎就没有什么东西没有票就能买到。粮票、肉票、油票，这些基本生活资料都是“按人分配”。如果你没有一个城市户口，领不到票证，那么你在城里根本无法生活下去。文化大革命后期直到改革开放前期，我所在的那个城市，还发副食票，一人一叠票，票上有号码，每个月商店就公布:“5号糖半斤，6号花椒二两，7号豆瓣酱半斤，8号糕点半斤，9号乙级香烟两盒，10号火柴五盒。”最让人难忘的还有蔬菜票，就是说菜摊没菜卖了，便用豆子顶替，凭票可以买蚕豆和黄豆，或者不买黄豆，买几块豆腐也行。

　　说实在的，那时天天闹革命，生产上不去，计划经济就是“短缺经济”，先看有多少饼，再数有几张嘴，用除法一算出来个数字，就发张票给老百姓，人人都能有一份。那个年代，贪污腐败倒也不多，就那么几张饼，没多余的，想贪也难啊。记得直到改革开放之初，还有“四大员”之说，就是说，这四种人最牛皮:“听诊器，方向盘，人事干部，售货员。”怎么他们最牛?看病的，可以开好药、开假条，相当厉害。开车的，可以到乡下到外地带点土特产，也不简单。人事干部，代表组织给你一个好岗位，美死了你。售货员，割肉的时候刀刃歪一点，称秤的时候秤砣高一点，都结人缘。那年月，绝大多数老百姓日子真是简单，一个月工资三四十元，数不上两天就光了。买什么都有票证，也不用在商店里瞎逛了。集中精力搞革命，天天写批判资本主义的发言稿，最常用的就是“想到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大众，我们就要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到底!”

　　计划订得再好，生产上不去，仓库里没东西，不发放票证也不行。北京原先有个“工业券”，就是商店里好东西摆了不少，但你是外地人，你再有钱也买不了，要用“工业券”。手表、自行车、电视机要什么有什么，但只有北京人手上才有“券”。我那年上北京，买了一双尼龙袜子，还是老姐花了“券”买的。回到我那穷山区的学校，臭美了大半年。那时候城里人比乡下人牛气，牛就牛在除了多几张十元的人民币(那时候没有100元的人民币，城里人一月能挣100元的也没几个)，还多了一叠子“票”。没票，进了城，除了喝凉水，其他的只能看。

　　当然，也有一点照顾的，走后门的，里面的门道有多深，说不清。对老同志的照顾也有“票证”，也按计划分配。我母亲参加革命早，算红军时期的红军干部，倒霉挨整也早，进城不久就丢了党票和官职，下放到山区去当一名中学教员，直到三中全会后才平了反，回到省城住进了老干部休养所，养病吃药。老太太在山区当教员的时候，正是三年自然困难时期，食堂里没有一星点油，人人都饿得发慌，许多人得浮肿病。这时候，县里发给我母亲一本票证:“红军票。”凡是红军资格都有，不问犯过没犯过错误。凭这红军票，我们家每月有一斤肉，两斤黄豆。买回的肉从来没有整块的吃过，瘦的剁成末，肥的熬成油，凝在油罐里，每天放一勺，让菜汤里有点油腥气。就是这一张“红军票”，老太太感叹多少次:“党组织还没忘了我啊，自己受点委屈算什么哟!”回想起这情景，我心里还阵阵酸涩。

　　中国人总算熬过那些最困难的日子了，票证也悄悄地退出了我们的生活。最后记忆的细节是在1994年我调到北京工作。按老规矩到公安局办了户口迁转证明，还到粮食局转了“粮食供应关系”。到了北京，户口到派出所报上了，这“粮食供应单”却没有人收了，因为这一年粮票不再使用了。废止使用粮票是个标志，中国老百姓告别了“凭票供应”的短缺经济时代。老百姓见面打招呼，不再问:“您吃过了?”开始说:“最近在哪发财呀?”

　　票证消失了，我们开始说一个新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