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非危言耸听。早在2004年，教育部有关官员曾公开称：全国人口普查时发现填写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比国家实际培养的人数多出50万至60万人，这意味着全国有50万至60万人持有假文凭。

　　张奋成认为，人们大量使用假证，跟社会需求有关，很多单位唯学历论、唯证件论，并以此衡量、选择人才，这实际是“逼着很多人

　　去办假证”。同时，由于长期以来各类

　　证件纷繁复杂、门类多样，无统

　　一的模式和高精的防伪技术，用人单

　　位或是验

　　证单位很难鉴别真伪，使得假证大行其道。

　　那么，究竟是谁在使用假证？他们又在用假证干什么？2007年6月，《法制晚报》的一项综合统计调查结果颇有趣味：从2002年至2007年近6年间，在北京警方查处的假证案件中，87%的假证、假章的购买、使用者都是“良民”，而且不乏社会精英。调查表明，这些人使用假证、假章只是为了实现个人目的，而非犯罪。

　　近九成的假证使用者是“良民”！在本报记者日前的采访调查中，兰州市几位经常参与假证案件调查的一线基层民警也对这一观点表示认可。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社会上办理的假证一般有六大类：一是证明身份，如出生证、身份证；二是职业证明，如律师证、军官证；三是学历证明，各类的毕业证书；四是资质证明，如机动车行驶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等；五是证明所属权类，如土地使用证、房产证；六是技能证明，各类资格证书……

　　本报记者的调查也印证了《法制晚报》的结论。记者发现，绝大多数人使用假证确实是为了“方便自己”，诸如此类用假证办“正事”的例子举不胜举：电焊工小李技术过硬，但一直没有办到压力容器证和上岗操作证，办了假证后，找到了一份月薪2000多元的工作；刘女士女儿的独生子女证被水泡了，补办十分麻烦，她按照复印件办了一个假的；张先生为了评职称，办了一个本科文凭，蒙混过关后，工资涨了，职称高了……

　　当然，利用假证违法乱纪的现象也屡见不鲜：骗子用假身份证进行诈骗，逃犯利用假身份证藏匿，甚至一些单位为了骗取贷款或是建设项目，也办各种假证……

　　“假证给现今社会留下的是一个畸形的烙印。”兰州大学的苏云老师称，除了影响城市管理、社会治安外，假证的泛滥还极大地危害了社会公平、社会风气以及社会诚信。关于整治

　　疯狂的假证背后，是一个看不见的疯狂群体。

　　假证现象该如何彻底根治——从假证出现的那天起，有关这一话题的探讨、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在兰州，假证带给公众的首先是视觉方面的污染：2000年之后，街头巷尾的办证广告铺天盖地而来，严重影响市容。“给他停机怎么样？”2002年初，有人士通过媒体发出了这样的呼声。但随后就遭到通信部门及法律界人士的反对：给办证电话停机固然有效，但有悖“公民通信自由、畅通”之法律规定，“停机”举措未能得到响应。“从法律层面上来说，我国现行法律对制贩假证者的处罚太轻，起不到震慑犯罪分子的作用。”苏云认为，除了相关部门打击难、打击不力等，现行法律“量刑太轻”是假证泛滥的主要原因。“司法机关在打假过程中，更多地盯着制假者，而对购假者却再三宽容，而购假者之所以这样做，其思想动机有三：一无牢狱之灾，二无学费之负，三无案牍之劳，何乐不为呢？”苏云认为，对于购买、使用假证的人也应该追究责任。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使用假证受罚在兰州已有先例。2007年6月，兰州警方破获了两起贩卖假证案件。与以往不同的是，警方在依法处罚两名贩卖假证件的犯罪嫌疑人的同时，首次将两名私自购买假证件者刑事拘留。

　　事实上，对于购买假证的行为是否能够入罪及如何入罪问题，近年来在学术界和司法界一直颇有争议。早在2005年，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科技学院院长沈莲清向全国人大提出过这样的议案。“制售假文凭的人和持有、使用假文凭的人，都是假文凭的受益者。我们今天只惩罚假文凭的制售者，不惩罚持有、使用者，显然有失公平。”沈莲清建议，在刑法中增设“使用假文凭、假证罪”，才是法律公平原则的体现和遏制假证的良方。

　　此后，有关“使用假证罪”的争论一直持续到现在。记者在采访中也听到了反对的声音，张奋成副教授的观点是，一般而言，大部分使用假证者均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才办理假证，其对社会的危害并不大，因此，不能盲目设立“使用假证罪”。“规范、削减证件的种类以及建立完善的证件、印章信息管理制度是根治假证的两条有效途径。”张奋成认为，现在的很多证件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存在，譬如普通话证，一个人去应聘一张口就知道普通话标准不标准，难道非要一个“证”来证明？削减一些不必要的证件，然后逐步建立、规范统一的证件、印章信息系统，让假证自然消亡。

　　苏云老师认为，应该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消除可被制贩假证者利用的空隙和漏洞，譬如通过媒体定期推出类似“假证曝光”等栏目，来敬告假证使用者。

　　张荣认为，诚信与公平是为人之本，也是立国之本，假证的泛滥若得不到整治，真证将失去意义。长此以往，社会诚信与公平将丧失殆尽。为此，治理假证，任重道远，不但要注重打击假证制作源头，而且要从防范体制的漏洞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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