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读书年已近尾声。三联书店出版的《听杨绛谈往事》，可说是这个冬日里的暖阳，温暖了我一个月。我陆续地花了十来天时间，每天在青灯下，细细地阅读这28万字400多页的传记，犹如旁听着97岁的杨绛与吴宓之女吴学昭，一起叙谈重温近一个世纪的往事，体味旧情。

　　文学创作上钱杨一直比肩而行

　　杨绛先生归结自己说：“平生做过各种职业，家庭教师、代课先生、中学教员、小学教员、灶下婢（大家庭儿媳妇也是一项）、大学教授、研究员。经验只有一条，我永远在群众中。”在别人的眼中，杨绛一辈子是站在钱锺书身后的女人。其实，在文学创作上钱杨一直是比肩而行的。还可以说，杨比钱出名更早。杨绛本名杨季康。1942年冬天，杨季康的第一部四幕喜剧《称心如意》被著名导演黄佐临看重，演出大获成功。当时她不敢用真名，随手取笔名“杨绛”，一夜间成了“杨绛”，而且一直使用到今天。接着她还写了喜剧《弄假成真》、《游戏人间》和悲剧《风絮》。杨绛出名后，被剧团当成了贵宾，剧艺界很欢迎她。一次钱杨同去看戏，作者热情招呼杨，却没这么搭理钱，钱心里窝囊，他回家后就发牢骚不再陪杨看戏了。当时，钱刚回上海教书，偷闲写短篇小说，已于1941年出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写在人生边上》，他便说：“我也要写，我想写长篇小说！”从来都把钱锺书看得比自己重的杨绛，为支持钱，让他减少授课钟点，不请女佣减少开支，自己兼任灶下婢。一位大家闺秀、千金小姐，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实在难得；外面名气那么大，在家什么粗活都干，于是被钱家婶婶称赞：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

　　抗战胜利后，钱一下扬眉吐气了，杨绛退居其后成了“钱夫人”了。钱出任国立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1946年任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被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参与编辑《英国文化丛书》，开明书店出版了他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人 ·鬼· 兽》。同年，《围城》完成，在《文艺复兴》上连载，很惹人注意，都在打听作者是谁，有人说，钱锺书就是杨绛丈夫。其时，杨绛正受聘于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授，创作翻译一些作品，写了不少散文，她的讽刺幽默不像钱那样尖刻辛辣，却也含蓄中听，同样动人。两位同样幽默风趣、妙语传神，同样清醒忍韧的人，六十年的相携而行，纵是千般艰辛，也一样不失生活的情趣，钱称杨为“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作为钱夫人的才女杨绛，有夫君此语应是最幸福的女人了。

　　每一个阶段杨绛都有些妙语归结

　　传记中，最让人深味的是杨绛智慧的人生体味。在每一个阶段，她都有一些妙语归结。

　　“抗战期间，最深刻的体会是吃苦孕育智慧，磨炼人品。后来在单位被轻视，被排挤，披上隐身衣，一切含忍，也是抗战时练下的功夫。”

　　1951年秋冬的“三反”思想改造运动中，杨绛在“洗澡”中被一不认识的女生揭发遭受屈辱，后亲见化学家高崇熙、留美园艺家虞先生的自尽，她“且把这番屈辱，当成一种锤炼，增强自己的韧劲儿，否则往后遇上更严厉的批判甚至斗争，又怎么经受得住？”

　　钱杨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愿放弃自己的文化信仰。杨绛“自觉自愿地把自己收敛为一个零”，“披上‘隐身衣’，乖乖地不闻不问”，悠闲地观察世事人情和自己的内心，更深入、更真切地体味人的本性。文革中她被批斗、“游街”、下干校……不管处境如何，读书和工作始终是他们的最大乐趣。杨绛从未失去她的幽默感和同情心，相信人性，始终以她锐利的眼光和敏感，在观察这被颠倒的现实生活中的一切……

　　读传至此，我想起今年4月在著名出版家钟叔河先生家采访时，有幸亲睹了钱锺书、杨绛夫妇与钟叔河及其夫人朱纯的书信，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起，共四十几封。其中去年1月26日一封，是96岁杨绛在得知朱纯去世的消息后，以娟秀的蝇头小楷，工整细密地写了两页信笺，安慰钟叔河先生：“同是未亡人，你有女儿四个外孙四个，我则是‘绝代佳人’了”、“她比我的女儿福气多，你也比我的福气多”、“希望她在病中还想到过我，也希望你不复脆弱，且在‘老头’的书房里与书为伴吧”。

　　正如吴学昭的感慨：“杨绛确是一个特殊的人，病弱的身体、忙碌的家务、悲凉的心境，都未能阻止她提笔写作。”在钱锺书和爱女钱瑗相继离世后，她一边整理钱锺书的旧作，一边笔耕不辍，2003年出版了《我们仨》。2007年，96岁的她开始讨论哲学、探索人生的价值（生）和灵魂的去向（死），写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