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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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年前，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第一次以“赛先生”的名义进入中国。白驹过隙，一个世纪已过，对于今日国人来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早已成颠扑不破的真理。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到“人才强国”，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科教兴国”到“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个三十年，我们在前三十年的基础上，在汹涌澎湃的当代世界科技潮流中奋力追赶。上海亦处其间。
昨日，亲历上海30年变化种种的科技界人士汇聚科学会堂，抚今追昔之间，亦对上海科技创新的未来不无启发。
从涨工资说起
1977年至1988年上海市科委党组副书记丁公量老人举了这样一个例子：那时候有同一批大学生，毕业分配时候，优秀的分配到了研究所，当了研究科技人员，比较差的分配到了工厂，当了工人。有意思的是，工厂工人拿的工资更高。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丁老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1979年的市委扩大会议上，他在发言时举了好几个类似的例子，为的就是提高科技工作者的工资。
丁公量：涨工资，看上去是小问题，实际上提高工资就是提高他的地位。1977年，上海科委重新成立，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搞活”，包括如何进行组织上的调整和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我们得尊重他们的知识，尊重他们的理论。当时科研人员工资低，提高工资就是提高他们的积极性，要把他们当知识分子看待，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才干，才能为经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金柱青（1983年-1992年上海市科委主任）：十一届三中全会鼓舞了我们上海科技战线的同志，那时党要求把工作中心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为了把过去损失的时间抢回来，大家都准备大干一场。当时领导市科委工作的几位同志在1979年8月提出，让七个科研所扩大自主权，科技系统迈开了科研体制改革的第一步。但我们那个时候很谨慎，提出的技术有偿转让与计划推广并行、推行“预算包干”经费管理办法等，反正不是“试行”就是试点，再不就是“设想”，总之就是三个字：没把握。一直到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一对照那个决定，我们的底气足了，确信前一阶段的很多实验、试点，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因此我们改革胆子更大了。
“激情燃烧的岁月”
1995年，全国科技大会号召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投身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伟大事业，这让制定了“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发展目标的上海，出现了科技工作者走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生动场面，进而出现了产学研联盟建立、科研院所全面转制等影响深远的改革举措。
华裕达（1992年-1999年市科委主任）：要我用一句话概括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那就是“充满激情的年代”。我们在“换脑子、找位子、谈路子”思想指引下，努力拓展上海科技进步新局面。具体地说，“换脑子”就是进一步明确“科技进步的主体是企业、科技进步的导向是市场、科技进步的灵魂是创新、科技进步是全社会共同任务”的观念。同时，科委的定位从制定计划、布局项目的“小科委”，转变为推动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大科委”；科技工作的内涵从最早的科研成果转化，转变为以产业技术为主的进一步发展。“找位子、探路子”，就是经历一系列观念和体制的革新，推进了一批重大项目。1995年，安排“星火、火炬、成果推广”三大产业化项目307项，总投资18.26亿元；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安排科技攻关项目218项，基础性研究项目66项。计算机与微电子、生物工程与医药、新材料等三大高新技术产业，有力地促进了上海科技工作的发展。
朱寄萍（1999年-2003年市科委主任）：当时我们提出科技工作的两个“点”：占领科技制高点、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占领制高点就是要走在国际的前列，正如我们登山队员就是要登珠穆朗玛峰一样。在世纪之交时，科技部提出12项重点，上海争取到领衔的或者参与的就有11项，光刻机、燃料电池汽车等。不管是两个“点”的理念，还是这些提前布局的项目，直到今天仍产生着深远的影响，非常“经典”。
常兆华（微创医疗器械（上海）公司董事长）：抢占制高点，企业也是责无旁贷。我们公司刚开始研究用于治疗冠心病的药物支架时，国内很多人都不知道支架是什么，甚至以为是“脚手架”，相关的工程技术也非常不成熟。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成功了。其中第一个治疗冠心病的技术是球囊扩张导管，比国外晚了30年；第二个产品，比国外晚了3年。而当我们生产出第一代药物支架的时候，我们跟国外公司几乎是同步的，第二代药物支架出来时，我们已经开始走在国外的前面了。这个产品在国内已连续四年市场占有率第一位，现在基本上每五六分钟，在世界某一个角落就用我们的产品，挽救了一个生命。
“最好的时光”
“如果学习只在于模仿，那么我们就不会有科学，也不会有技术。 ”在经历过艰苦探索与轰轰烈烈大发展后，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举国确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观念。这一观念的确立，实现了从以技术引进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历史性转变。人们普遍认识到，科技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依靠”，包括在上海。
李逸平（2003年－2008年任市科委主任，现任浦东新区区长）：从科技系统到区县基层，我的工作经历可以说是“市区联动”的形象体现，今天我就来讲讲“市区联动”。这也是近几年来，我们的创新性举措。21世纪以来，国际上科技发展的态势很猛，我国也提出了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当时作为上海的科技主管部门，我们确实感受到了压力。我们想，除了自己直接推动科技发展之外，是不是还能进一步推动全社会的力量？“碰巧”的是，经过改革开放这么些年的洗礼，区县对科技支撑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但苦于找不到切实的目标和抓手。打个形象比喻，市级科技主管部门和区县，都有不同程度的“焦急”和压力，因此很容易一拍即合。在市区联动的框架下，我们跟12个区县签了合作意向书，通过“小巨人工程”、“创新热点计划”等，一步一个脚印地推动，也让区县尝到了一丝甜头。
陈志兴（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和前面几位老领导、同行相比，我觉得自己真“幸运”。上海市知识产权局成立于2000年。这段时间，全社会对创新的迫切需要、对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成果的理解，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我们不仅“不缺钱”、“不缺人”，还有那么好的氛围，堪称是“最好的时光”。还是用数字说话吧。1985年，也就是我国实行专利申请制度的第一年，全上海申请的专利总数是806件；去年，上海的申请总数是47205件。从1985年到现在，申请的专利总量是24万，如果把24万分成3个“8万”，我们发现，完成第一个“8万”，用了18年；第二个“8万”，3年零2个月；第三个“8万”，1年零10个月。再看去年的上海发明专利授权量，已经达到每百万人口174件，全国的数字是19件，美国288件，日本253件。30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但足迹仍在，我们现在要沿此找到有上海特色的新轨迹，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