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里留下的足迹，勾勒出我们的集体回忆。同学之情，师生之谊，往事在不断被珍惜。

　　一想到过去，我们总能很好地回忆。因为留存下来的，不仅有知识，还有那里的人，那里的事……

　　为此，本刊特开设“大学回忆录”栏目，邀请学者大家回忆他们经历的那段大学记忆……

　　何勤华(华东政法大学校长)

　　30年前(1978年2月28日)我们怀着憧憬与梦想，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了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度过了我们人生历程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26年前(1982年1月12日)，我们带着收获与成熟，离开了母校，奔向祖国各地，展开理想的翅膀，开始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篇章。今天，如同“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入学三十周年庆典通知”中所说：“我们中间有共和国的栋梁，有学界泰斗，有睿智的立法者，也有严明的执法者，有声誉显赫的企业领导人，还有经验老道、判断精准的优秀律师！真可谓是群星闪烁，光照神州。”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不竭的动力源泉！

　　中国最大的班？

　　我们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是一个富有感情的班级，也是一个充满友谊的集体。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大学中最大的班级：我们班共有83位同学，而现在大学中的班级，一般都在30人到50人之间，也有一些大的班级，有60人的。但拥有83名同学的班级，可能就是空前绝后的了。担任过我们班级的班主任和辅导员，以及给我们讲过课的老师也有30余位。他们中有叶元生、孙国华、沙建孙、朱启超、杨敦先、刘家兴、王国枢、罗祥文、王勇飞、杨紫煊、王德意、沈宗灵、龚祥瑞、张国华、李志敏，等等。

　　我们83位同学中，有4年学习中长期担任班支部书记的林以翠(因为这个名字太像女士的名字了，陪同领导一起出差实在是不方便，故后来在领导的要求下，改名“林栋梁”，取“国家之栋梁”之意)、班长刘和海(当时来读书时，已经有了三个儿子。班里还有一位有三个儿子的同学是冯殿美)、学习委员傅长禄、生活委员赵国玲，有聪明绝伦、风流倜傥的谢思敏、谢维宪、刘凤鸣、陶景洲、杜春、赵汝琨、李洪海、徐杰等，有江南才子陈兴良，有“江苏二顾”顾功耘、顾雪挺，有侃大山超人、给大家带来无穷欢乐的丛培国，有苦行僧姜明安，有边走路边背英语的李克强，有运动健将兰晓梅、刘德权，有公安局长袁塞路，有学习4年打了4年武术的张恒山，有关心同学细致周到的李华云、牛嘉，有每周必定给其女友一封情书的丘征元，有喜结连理相亲相爱终生不渝的王志勇、李俊玲夫妇，有班级的小妹妹、当时才17岁的宋健，有外慧、内秀、形象美的严冶、翟建萍、苏岩，还有当时男生在私下里都公认的长得最美的“漂亮姐”王燕，等等。

　　下面十六则小故事，只是我对当时的老师和同学的一点零星回忆，也许能够让大家对我们当时大学4年生活有一点更为真实地了解。当然，由于时间久远，回忆错了的地方，请各位相涉的老师和同学原谅。

　　师生情

　　前排左起：

　　兰晓梅、汤唯、叶元生老师，后排是赵国玲、胡笑梅、宋健、陶景洲(此照中惟一的男同学)、叶小青、戴霞、王月圆等同学

　　从北大荒来的辅导员叶元生老师

　　叶元生老师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位北大法律系老师。1978年2月28日，经过28个小时的火车折腾，我于凌晨3点多到达了北京火车站，出了车站，看到了对着出口处的北京大学接待新生的摊位，上面一条横幅，写着“欢迎新同学”字样，下面有几张桌子，几位老师和同学正忙碌着。我登记好自己的名字，就被安排进入停在边上的大客车，往北京大学赶。到了学校，迎接我的就是叶元生老师。

　　接下来的情况，凡经历过新生报到的人都很熟悉了。同学之间的介绍，和教师的见面，入学教育等，然后就开始了紧张地学习。而在这过程中，叶元生老师就忙里忙外，为我们每一个同学、尤其是外地来的同学做着琐碎的、但对刚到北京生活的同学来说又是非常重要的服务工作。叶老师当时扎着两根小辫子，穿着一身旧军装，有时腰里还束着一条皮带，风风火火，动作麻利，效率很高。一看就知道她是从北大荒出来的知青。

　　叶老师其实年龄也和我们差不多，但看起来比我们成熟得多，对于我们这些学生，就像姐姐对待弟弟、妹妹一样地亲热和周到。时隔30年，给我印象还非常深的一件事，就是在我生病之后她对我的照顾。由于不适应北方的饮食，我进校一个月，就得了急性肠胃炎。这种病，看病吃药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注意饮食、休息调养。但在当时的北大学生食堂，没有这种条件。因为我们的早饭是棒子面粥(玉米粥)，中午很少米饭，大部分是馒头，经常则是由玉米做的窝窝头。这对我这个从小吃惯了米饭和大米粥的南方人来说，的确是很痛苦的事，对病情的好转也是很不利的。

　　看到这种情况，叶老师一方面安慰我，说她以前在北大荒时也得过胃病，这种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完全可以战胜它，以给我鼓励和勇气。另一方面，又说他先生是上海人，所以她也知道上海人不习惯吃棒子面粥和窝窝头，所以她就以辅导员的身份，积极去和校医院和食堂沟通，经常给我开病号饭，有了病号饭的条子，就可以在食堂里吃一些软的、容易消化的面条和大米粥。正是在叶老师的鼓励和照顾下，我的病情得以控制，身体状况有了一点起色。

　　这些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30年，有些情节可能叶老师本人也已经忘记了，但我无法忘却，永远铭记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