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 世界之图景，常在于思考的角度……

　　■许章润谈三十年思想变迁———

　　近三十年的改革，亦是一场思想、观念的深刻变迁。我们不仅在“中西文明”对照的层面上抛却了幼稚、简单的优劣论，同时，也在“古今对比”的视野中放弃了激进、愤怒的“迁责杀父”情结，甚至，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即是一个中华汉语文明向世界贡献自身生活方式的历程。针对这一思想变迁，许章润先生在其刊于《南方周末》的文章做了如下提示：

　　晚近十多年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多所恢复，文化悲情意识逐步淡化，过去常常引发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1840情结”不再居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愤青式的激烈反传统思潮同样渐失话语主导能力。正是在此背景下，传统文化记忆渐渐复苏。如果从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分立这一架构分析，最近十多年来出现的一个好现象便是，中国文化中大小传统的融合进程和互动程度的强化。

　　凡此表明，至少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文化中大、小传统的严重对立与隔离状态，正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的进步而获得逐步的弥合，二者互动融洽、流转不息之际，就是中国重新整合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从而获得真正软实力的时候。

　　■陈凯歌谈梅兰芳———

　　温柔的反抗

　　陈凯歌说，“我现在不大上街，因为我的北京已经消失了”。如今，吸引了他并让他全神贯注的是梅兰芳的人生故事。从梅先生平和、淡然却坚韧的人生阅历中，他似乎看到了中国文化在近代的多重焦虑，可以说，每个人都是时代的缩影和映照。陈凯歌在接受采访时说：

　　梅兰芳成功之后，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被人们观察、模仿或斥责。他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弱势地位。梅兰芳想要做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想让他成为谁，这就是偶像的悲剧。但是，他知道纸枷锁的存在，也知道自己只有忘掉纸枷锁，才能在另一个境界中找到自由。

　　梅先生身上有一个荣辱不惊，被今天的社会遗忘的平和，这对我来说，是很动人的一种品格。严歌苓说了一句特别好的话，说他是个温柔的抵抗者。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准确，梅的一生都在进行温柔的抵抗，他反对过分地赞颂他，他也会抵抗外部的诱惑，在战争的时候，抵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杜润生谈改革———

　　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凯恩斯曾说，经济学家的观念和思想对于现实的作用难以估量。对于中国逾百年的改革与转型而言，尤其如此。已经95岁的杜润生先生被称为“农村改革之父”，他的贡献在于，在到处充斥着意识形态纷争、政治立场变换的改革初期，以其灵活的实践和严格的原则坚守回应了现实困境。回首这场改革，杜先生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访谈时说道：

　　土地改革的意义特别重大，一直影响到当初的“合作化”和今日的“包产到户”，决不能简单地贬之为“历史的陈迹”，有人说包产到户是“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是不对的，它只是回到了土地改革。关于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以往人们认识的并不充分，我特别强调了国家通过土地改革，重组了基层，使上层和下层、地方和中央整合在一起，中央政府获得巨大的组织活动能力。这是向现代社会转化的一个必经步骤。

　　■张颐武谈网络舆论———

　　它们并非“天籁之音”

　　现代社会之所以区别于传统静态社会，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它是复杂性和多元性。由此也决定社会舆论必然的丰富性，网络舆论即是其中之一。然而，网络舆论的兴起同时也导致一种不良趋势，即将网络舆论当作舆论的惟一内容，而忽略了其他声音。对此，学者张颐武在其博客中写道：

　　网络舆论当然是民意的一部分，需要社会认真地了解和关注。但有时我们也存在一种将网络舆论浪漫化的倾向。往往会认为网络舆论由于匿名和虚拟的特点就认为这是一种来自民间的“天籁”之音，对之有一种过度的反应，容易做出并不实事求是的夸大判断。当下一些引起公众普遍关注的事件中，当事方都倾向于在互联网上传播对于己方有利的信息，由此试图“诱导”公众的情绪和倾向。这种状况其实对于互联网的公共舆论的客观性造成的不良影响也不容轻视。

　　总之，充分了解互联网上的舆论的复杂性，对于准确和理性地认知社会的趋势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国旺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