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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时与常州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07日10:53  常州日报

  杨时(公元1053年-1135年),字中立,号龟山。福建省将乐县人。北宋末年大儒,理(洛)学的传人,闽学的开山宗师。

  关于杨时号“龟山”的来历,有几种说法: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关于“龟山”是这样注释的:“龟山,在江苏武进东南70里,依形而名。相传宋杨时曾讲学于此,有道南书院。”

  光绪三年常州《道南书院续捐经费记》中的记载:“……而新塘有龟山卷翠、临湖扬秀,映带众峰。山麓有圮宅,或谓公南还毗陵居此,因以自号。” 意即常州东郊的龟山,是杨时在常州的居地,杨时因以为号。此说与《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同。

  福建将乐县亦有一座龟山,将乐县人认为,杨时因为家乡有座龟山,才自号“龟山”。

  中国学术史上著名的典故“道南”、“程门立雪”,就是杨时所为。

  宋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杨时登进士第后第5个年头,朝廷授他徐州司法职。这时,杨时闻听程灏、程颐兄弟讲孔孟绝学于河洛之间,遂弃官不就,在河南许昌拜程灏为师。学成辞归时,程灏亲送杨时至路口,望着杨时南去的身影,说了一句留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名言:“吾道南矣”(我的学说要传到南方去了)。自此,“道南”二字,成了一个专用语,一个典故。此后,中国教育史上,甚至远到朝鲜、日本、新加坡,都可以查到不少用“道南”来命名的学校。

  宋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杨时已年逾四十,觉得自己的学问还不够,还想入程门深造。其时程灏已辞世,杨时就约了游酢一同去拜程颐为师。恰值程颐在休息,他们就站在雪中等候。等程颐出门相见,已经雪深一尺。此即“程门立雪”的由来,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佳话。

  杨时作为理学大师,居常州18年,讲学足迹沿常州向南,遍及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地。传授的学问,是理学化的儒学。

  杨时居常州18年,《宋史·杨时传》中无记,只说他“暨渡江,东南学者推时为程氏正宗,而朱熹、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未尝求闻达,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号曰龟山先生。”

  “杨时居常州18年”之说,首见载于南宋咸淳年间由常州知州史能之修纂的《毗陵志》(俗称《咸淳毗陵志》)。《咸淳毗陵志》是目前我国现存最早的十几本地方志之一,与范成大的《吴郡志》、施宿的《会稽志》并为志书范本。

  查南宋咸淳年号,自1265年-1274年,时间跨度仅10年。杨时是1135年辞世的。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宋度宗在杨时家乡建龟山书院,亲题匾额,并定春秋两季祭祀。咸淳年间,常州修《毗陵志》,知州史能之作为一府之长,如杜撰史实,肯定招谴。

  《咸淳毗陵志·卷十八·杨时》载:“杨时,南剑州将乐人,与游定夫、谢显道同时为程门高弟,学者推之……自京过毗陵,寓早科巷……明年赴萧山任,及满,奉祠,遂徙居毗陵,讲道城东书堂……公居毗陵者十有八年,如《养浩堂》、《踵息庵诸记》、《中庸解义》、《伊川易传》、《泰山春秋传》、诸《序》,皆当时所著也。”

  据《龟山年谱》载:“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杨龟山59岁,3月4日初寓毗陵(无锡)龟巢巷。4年11月,徙居毗陵。至建炎三年,先生76岁,乃自毗陵还剑南之将乐。前后共居十有八载。”

  宣和四年,先生70岁,因为已罢祠禄,很穷。郭慎求在京,问其愿望,先生说:“求一管库,以为贫。”郭慎求就任命先生差监常州市易务,先生说:“市易事,吾素不以为然,岂可就乎。”此说见黃宗羲著《宋元学案·龟山学案》。

  清代史陆舆著《重修道南祠碑记》载:“尝从锡山见宋杨龟山先生年谱,因获悉先生出处始末。盖先生侨居常郡,前后凡十有八载,其过化为最久,而闽地则先生之所生也。其在常也,立讲院于锡山之城东隅。”

  常州《道南书院续捐经费记》中有记:“宋杨文靖公讲学毗陵者十八年,邦贤景其遗教,爰建龟山、道南两书院于城。今虽已废,遗址可考于志。而新塘有龟山卷翠、临湖扬秀,映带众峰。山麓有圮宅,或谓公南还毗陵居此,因以自号。”

  事实是这样的:杨时“……暨渡江,东南学者推时为程氏正宗”,被挽留在常州居住。因他在常州,“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都来到常州。其间,杨时也应邀四出讲学,足迹分布在长江东南部、即江苏、浙江、湖南一带,但居住地是在常州。杨时在常州坐馆讲学,四方学人来常从之游,应邀出门讲习,再回常州居住。常州《道南书院续捐经费记》中“或谓公南还毗陵居此”,“南还”,即南游讲学归来,亦可印证这个推理。

  中国儒学,在其2000多年的发展史上,有两个重要的、堪称是生死攸关的发展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是儒学及其捍卫者竭尽全力,战胜了自己的对手,才维持住了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地位。

  第一阶段是汉朝。汉朝大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政权的力量,终止了先秦百家的学术争鸣,将儒学定为国学,进而成为“儒教”。

  第二阶段则是在宋朝。有宋一朝,国运不昌,面对强势的少数民族政权,儒学“以华变夏、尊汉攘夷”的汉族中心学说受到严峻挑战。是周敦颐、程灏、程颐兄弟、张载,把佛、道与儒三家相互渗透,创立理学濂、洛、关三大学派,是朱熹集三学派之大成,以洛学为核心创立闽学,并与张栻、吕祖谦、陆九渊、陆九龄、陆九韶兄弟合力,将二程学说彰显于世,最后形成“程朱理学”,使儒学再次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位置。

  相对于汉朝“独尊儒术”而言,宋朝,是中国儒学的生死之劫。汉朝面对的是政权采用何种理论作为统治理论的问题,宋朝则是除儒学外,在统治理论上别无选择的问题。在宋朝,如果儒学退出主流,政权将失去理论基础。所以,在当时,如果中国的儒生不能将祖宗的理论,运用于已经改变了的现实世界,儒学将被迫退出中国历史文化舞台的中心。

  理学的创立,挽救了传统儒学,并使之在以后的近千年时光中,继续发挥了支撑政权运行的基础作用。

  理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近千年的理论基础,其形成过程,先是周敦颐、程氏兄弟、张载创立的濂、洛、关学,后是朱熹、张栻、吕祖谦、陆氏三兄弟全力形成的闽学。其间,时间长达百年,地域远隔千里。在中国古代交通、印刷、传播都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是什么把濂、洛、关学,尤其是洛学,与闽学连在一起,最终形成了“程朱理学”?

  是杨时。是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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