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记载中国改革的书，都用浓墨重彩记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一切问题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的，而三中全会只是将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而已。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于1978年11月10日召开，12月15日结束，历时36天。

　　会议转变了方向

　　出席这次工作会议的共有212人。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以及各大军区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原来的计划是讨论经济问题。华国锋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1月起，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邓小平当年9月提出的）。但会上还是坚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抓纲治国”的十一大路线。

　　当时，西单墙的最新消息，天天成了会上会下的重要话题。西单墙的大字报和会上思想解放的议论结合起来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再也不能统一思想了。大家是同意工作重点转移的。但是，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不解决，怎能实现转移？大家提出了各种突破当时禁区的问题。会议很自然地转变了方向。

　　以擅长经济工作而闻名的陈云，在讨论经济工作的会上却不谈经济工作。11月12日，他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6个问题，要求中央考虑和决定：一是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二是“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一大批被打成叛徒的人，要根据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的决定重新复查，恢复其组织。三是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以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现在被定为叛徒或者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一个“尾巴”。四是彭德怀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五是天安门事件……是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六是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对他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

　　陈云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广泛赞同，从而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推向高潮。谭震林指名道姓地批评“凡是派”。万里、王首道、康克清积极支持陈云的发言，要求迅速解决这6个问题。胡耀邦发言要求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肖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平反，不仅要把“文革”中颠倒了的大是大非问题颠倒过来，还对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十一大”以来所犯的错误进行了清算，并对很多重大决策提出了新的建议。

　　这些在党内有很高声望的老革命家，接二连三地发出重型炮弹，把“凡是派”轰得晕头转向，只能节节败退。

　　一边讨论一边行动

　　这次会议的特点是一边讨论，一边行动。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由北京市委出面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社论，使广大群众感受到了一种“解冻”的气氛。紧跟着，“南京事件”（1976年4月，南京群众纪念周恩来而引发的类似事件）也宣布平反，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宣布平反。

　　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这个讲话真正付诸实施的还是关于经济问题部分。他认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这就是中国80年代初期改革的指导思想。

　　叶剑英在闭幕式上说：“民主作风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华主席对‘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华主席提出今后写报告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写‘党中央’就行了，这是谦虚美德。这种谦虚是非有不可的。”

　　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的第三天，即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只用了5天时间，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小秋荐自《中国为何如此成功》，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