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变化如何浓缩进5分钟发言？在日前举行的上海科技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座谈会上，这样的问题难倒了历经变迁的老同志、老专家，更让来自市科委的五代老领导犯了愁。

　　于是，“浓缩式”的回忆，分解成了一连串有说服力的数字和一个个活生生的故事。生动的讲述中，听众们也渐渐领悟：无论何时，创新都是给未来“播种”。昨天、今天如此，明天也不例外。

　　科技创新：实现自我超越

　　如果把30年来的科技创新看作一场接力跑，那么每一个后一棒都比前一棒更快、更自信。

　　市知识产权局局长陈志兴说，改革开放30年、尤其是近8年，正好是上海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说着，他列举出一组反映快速发展的喜人数据：在上海市专利局刚成立那年（1985年），全市共申请专利806件；到了2007年，这一数字刷新到47205件。回眸22年来的申请总数，累计多达24万件。如果将这24万“三等分”，那么实现第一个8万，我们用了18年；第二个8万，用了3年零2个月；第三个8万，仅用了1年零10个月。

　　类似的自我超越，在微创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常兆华的讲述中时有呼应。1998年底，当微创开发出国内第一个用于治疗冠心病的球囊扩张导管时，类似的产品在国外已经使用了30年；2004年，第一代国产药物洗脱支架在微创诞生，比国外落后了3年；今年初，微创第二代药物洗脱支架获准上市，而国外的同类产品还处于研发阶段，“终于从追赶实现了超越。”

　　体制改革：谨慎“吃螃蟹”

　　项目承包制、所长负责制、有偿合同制，这些在今天被视为“基本游戏规则”的平常事，在改革开放初期，却是报纸头版的“重大新闻”。曾在1983年到1992年担任市科委主任的金柱青说，1984年，当上海推出科技体制改革十项措施时，大家都很谨慎，连媒体报道也只敢用“设想”、“试点”、“试行”等字眼。

　　尽管是“摸着石头过河”，但脚步并未放慢。迎着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的“春风”，上海从1979年开始探索科研院所改革，通过扩大研究所自主权和实行有偿合同制，鼓励研究所与企业加强横向联系，尝试解决科研与生产开发和市场需求脱节等问题。

　　改革浪潮中，诞生出许多敢于“吃螃蟹”的人和事：1980年，上海第一家集体所有制研究所——上海家用电器研究所成立；1983年，上海第一个大规模科研生产联合体——光纤通讯科研生产联合体成立；1985年，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所等首批研究所率先打破国家“铁饭碗”，到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中“找奶吃”；1988年，上海第一家私营科技企业——上海八达吉茂有限公司，在闸北工商局登记开业……

　　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极大鼓舞了基层改革的信心。据统计，到1990年，由科研机构组建的各类科技企业已达458家，年产值4亿元；全市民营科技企业达607家，部分科技人员开始走出研究所“下海”办企业。

　　人才培养：助“小萝卜头”成长

　　无论是受人尊重的科学家，还是近年来涌现的“科技富翁”，都是现代年轻人崇拜的“偶像”。而在30年前，科研这份职业其实并不吃香。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市科委领导丁公量回忆说：“那时的科研人员，优秀的分配到研究所，差点的去工厂，可是论起收入来，研究员却及不上一线工人。”

　　待遇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年代科研人员的社会地位。所幸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上，小平同志倡导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当年上海就有1.8万名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的科技人员调整了工作，迎来成长的“春天”。

　　相比老一辈科学家的曲折经历，国家“数字高清电视功能样机系统研发工程”总体组组长、上海交大副校长张文军教授连称自己赶上了好时候，“在我成长的每个阶段，都得到了最及时的帮助。”

　　1993年，当张文军还只是校园里的一个“小萝卜头”时，就获得上海科技启明星计划的资助，迈出了数字电视研发的第一步。几年后，当第一代样机诞生，张文军却为如何稳定队伍而发愁。此时，市科委“做媒”，为项目引入风险投资，让技术与资本顺利“牵手”。就在实验室里的技术日趋成熟，即将走向应用的当口，市政府的“引逼项目”“慧眼识才”，助其完成了产业化的“临门一脚”。本报记者任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