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曾庆敏近照。程丁摄②杭州统稿会议上部分专家的合影。自左至右:曾庆敏、曾昭琼、陈盛清、王珉灿。③1978年泰安编辑会议法学所参加者合影。④《法学词典》编辑人员合影。⑤词典编委会名单。⑥《法学词典》杭州统稿会议间隙部分专家聊天。其他照片均由曾庆敏提供

　　1980年《法学词典》首次出版，1984年、1989年两次修订。

　　词典词目按照首字笔画数编排，笔画数相同者，按照起笔为序。比如一画的词条共有12个，包括一院制、一般工龄、一部上诉、一夫一妻制等。

　　首次出版的词典共收录词目3238条，到第三次修订时已扩充到4562条，包括法的基础理论、法律思想史、法律制度史、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经济法等门类中的术语、法规、学说、学派、人物、著作等。这些内容都在词典目录的前页予以说明。

　　■曾庆敏简介

　　曾庆敏，广东人，1949年12月进入华北大学俄文专修班学习，1950年10月转入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1952年进入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1957年毕业回国即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筹备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93年退休。

　　一直从事刑事法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同时进行老年法学研究。近两年出版的著作有:《刑事法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老年人权益保障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2007年4月，曾庆敏与傅宽芝夫妇被中国社科院评为“学习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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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专著不如编词典

　　词典编写小组核心成员曾庆敏，是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元老。刚刚庆祝过50岁生日的法学所，于1958年成立，在此之前一年，留苏学者曾庆敏回国参与了研究所的筹备工作。法学所成立后，曾庆敏被分配在三组刑法组，参与了刑法与刑诉法草案的起草。

　　文革之后，百废待兴。“安徽省高级法院的办公室主任，专程来北京找我要些法学资料。可是不要说书籍资料，就连那些起草中的草案稿都没了踪影。我真是没有什么可以给他。左思右想，想起我参加过《辞海》法学分册的编写，其中包含了部分法学知识，于是向上海辞书出版社要来二十几本送给他们。”曾庆敏回忆说，“他们如获至宝”。

　　作为国家级科研机构的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却无法为司法人员提供资料，曾庆敏把这一情况反映给了当时负责法学所研究工作的王珉灿。

　　“他很敏锐，分析说，我们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编写教科书或专著，二是编写词典。”曾庆敏回忆说，“他认为，与其分散编写各个学科的教科书或专著，耗费时间，不如先写一部专科词典，将各学科的概念串联起来，这对提高司法工作者的法律素养来说，是一种短平快的好做法。”

　　怎么想起来搞词典呢?曾庆敏透露，在当时，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正着手编写《政治经济学词典》，王珉灿了解这一情况，认为可以借鉴，便直接向时任院长的胡乔木提出建议，得到了胡的支持。

　　接下来，王珉灿找曾庆敏谈话。“当时我40多岁，算是年轻人，但我也犹豫。”曾庆敏说。的确，30年前的中国，基本法律尚未出台，法学研究停滞，“左”的思想还具有相当的市场，在这个时候写这样的书，难度很大，且有一定的风险。

　　王珉灿决心已定，找曾庆敏谈了两次，“他说这是法学所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此情此景之下，我也觉得我们的确应该做些事情。”曾庆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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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拘一格请人才

　　“编写一部综合性的法学专科词典，王珉灿还有另一层考虑。”曾庆敏分析，“他是想通过编写工作，把全国有造诣的专家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为进一步开展法学研究工作铺平道路。”

　　不过，在当时，编写这部词典并不是一件人人称赞的大好事，因为存在一定的风险，有些专家不愿意参与。“当时，我们的看法是必须打破旧的框框，一是打破以往的惯性做法，比如由某教研室负责人承担一项内容的编写，这位负责人再将任务分解给所在教研室各位成员，大家一起写;二是打破只要当权，不论是否参加具体工作，就有资格当主编的做法”。结果，整个社科院法学所只有四个人参加，除曾庆敏之外，其他三人都是国际法领域的。

　　为搜罗到更多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同王珉灿协商后，曾庆敏离开北京，到全国各地邀请专家，“不论他是不是中共党员，不论他是否有过什么政治问题，也不管他有没有被落实政策，只要确有真才实学，我们就诚心请他”。

　　他们邀请到了原暨南大学教授陈盛清。陈今年98岁，当年68岁，赋闲在家，解放前已是教授，在政治运动中屡受冲击。王珉灿同陈相熟，发信到陈的老家江苏溧阳邀请他重新出山。

　　“陈盛清来到北京，吃住在我的办公室。”曾庆敏说，在陈盛清的介绍下，其他一些有真才实学的老先生，纷纷加入了《法学词典》的编写队伍。“譬如毕生研究罗马法的专家周冄，在相关词条的编辑过程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时过境迁，曾庆敏依旧感慨:这一次编写，的确集中了当时全国范围内的一流法学专家。那些在运动中屡受冲击、远离法学事业多年的老专家，对待编写词典的工作是那么认真，他们所秉持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让他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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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认识，不设主编

　　1978年8月，编写小组基本组织起来，在山东泰安召开了第一次编辑工作会议，共同商讨了几个原则性问题。

　　在讨论成立编委会的原则时，大家一致反对挂名制，都认为应该先成立一个常务编辑委员会，参加常务编辑委员会的同志，原则上应亲自撰稿，而且没有必要设立主编。

　　有人私下同曾庆敏说，我们这里的人，没有谁有资格当主编，因为没有谁是通盘了解法学各学科的人才。

　　“这样的思想，否定了多年来形成的惯例。”在这样大胆设想的指导下，我国第一部法学专科词典，是“没有主编”的集体著作。

　　接着，他们讨论了撰写词目释义的基本原则，提出了知识性、科学性、政治性、客观性、学术性等几大原则。“大家没有忘记编写词典要讲政治，不过，我们认为政治性应该寓于知识之中，客观反映不同的学术观点，而不是‘穿靴戴帽’”。可以类比的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22年时间才定稿，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定稿出版，原因就在于根据所谓的政治形势发展，不断地作出修改。“《法学词典》的政治性固然需要，但不应表现在‘穿靴戴帽’上，这个理念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曾庆敏说。比如，对于名词“无罪推定”，在撰写释义时，并不表达反对或赞成的态度，而是介绍其何时产生，内涵是什么等等。

　　“把‘犯罪构成’名词收入进来后，刑法界颇有影响力的学者打电话给王珉灿，希望将其改成‘构成犯罪’，我们认为后者是动词词组而非名词，顶住了压力没有改。”曾庆敏对编写小组坚持原则的做法非常欣慰。

　　还有一些劳动法上的名词，意见分歧较大。譬如女工、工资制度、工龄，有的领导同志从本人研究的学科出发，认为这些词目属经济类，不该纳入词典。“本着‘不唯上’的科学态度，我们充分讨论，结果是同意多数专家的意见，在法学词典中作出一定的反映”。

　　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上下掀起“反自由化”运动，《法学词典》也毫不例外地接受了诸多检查。有人对曾庆敏说，你们的法学词典，我们翻了几遍，居然没有发现一点儿自由化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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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印刷13万册

　　1979年底，词典编写小组统稿结束。1980年6月，新中国第一部法学词典问世。首次印刷13万册，很快销售一空。此后，经过修订、再版，累计印刷8次，总计119万余册。

　　词典的出版，引起强烈反响。一批老专家被重新认识、重新起用。甚至当词典编写小组还在统稿时，安徽大学法律系就派员来到编写组的统稿地点杭州，邀请陈盛清、周冄两位老先生在书稿完成之后到安徽大学任教。中南政法学院的曾昭琼老先生告诉曾庆敏:“有朋友以为我早不在人世，见到法学词典后才知道我还活着”，之后，他被邀请到中山大学讲学，学术生涯获得了新生。

　　在国外，这本词典同样受到重视。我国的法律代表团出国，常常将这本词典作为礼物赠送外宾，譬如1982年中国律师代表团访美时，带去唯一的礼物就是《法学词典》，美国朋友抢着要;许多国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图书馆来函订购此书，瑞士洛桑大学比较法中心的王泰铨博士1983年应我国司法部要求访华，有关部门赠送他一本《法学词典》，王回去后来信说:建议《法学词典》在国外发行;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威廉′琼斯在《亚洲研究》上发表评论文章说，回顾过去30年中国的法学研究情况，这本词典实在是一项非凡的成就。这么一本巨著能够在十八个月内完成，这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拥有一支精通世界上大部分法律体系的法学家队伍，这些法学家在人数上可能不多，而且年龄老迈，但是他们尚健在。

　　最能说明这本词典国际影响力的是，本书一位编委魏家驹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出席美国法院审理的一件涉华案件，他介绍自己是中国某研究机构的助理研究员，美国法官大为不解。他灵机一动，拿出《法学词典》，说“我是这本书的编委”，法官欣然接受其以《法学词典》编委身份担任专家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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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成莫逆之交

　　当下，全国上下都在回顾与思索着过去的三十年。当逝去的岁月静静走上前台，对于曾庆敏来说，走在最前面的，仍然是这一本《法学词典》。

　　词典改变了曾庆敏的学术人生。解放之初，因为国家需要，他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学习;50年代后期，因为国家需要，他参与筹办法学所;文革之后，还是因为国家和社会需要，他编写了一部又一部法学词典，他有个笔名叫“浦法仁”。

　　词典给了曾庆敏荣耀与辉煌。《法学词典》编写期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就发出邀请，让曾庆敏参与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的编写;《法学词典》出版后第十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找到曾庆敏，还要再签十年出版合同。曾没有答应，坚持“必须重新修订才可出版”。这就有了以后被列入国家出版计划的《法学大辞典》。三十年过去了，这份书生意气，毫发无损。

　　近30年后再看这本词典，“作为研究概念科学的书，其概念的阐述仍有相当的稳定性，其内容仍有相当的可取性。”曾庆敏说，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主要是因为那一批老专家秉持、实践科学与民主的精神。“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

　　因为词典，曾庆敏和编纂者们成了莫逆之交。“遇到事情，他们总愿意找我商量;我出的书，都会送给他们;在《法学词典》之后，我参与编写的《法学大辞典》出版后，我带上书，一一送到他们家里，陈盛清、周冄、周应德，这些老先生，我至今都感谢他们当年的支持”。

　　(注:《法学大辞典》是1998年，曾庆敏召集参与《法学词典》编写的老先生们开展的第二次“同题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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