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已引起世界一些国家的经济动荡。我们要充分认识这场金融危机的实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减少危机对我国的影响。

　　从“华盛顿共识”到世界性金融危机

　　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国际性金融危机的发生，与曾经流行一时的所谓“华盛顿共识”有着内在的联系。

　　20世纪8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陷入长达10余年的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之中，经济形势非常困难，因而急需找到一条通过经济改革而摆脱困境的道路。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曾在世界银行任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撰文，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研讨会，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问题。约翰·威廉姆森说，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由于这些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所以这些主张被称作“华盛顿共识”。由于这些主张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所以，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许多人把它当作解救拉美国家和所谓转型国家危机的药方。而美国政府和一些国际组织则采用强制和半强制的办法在许多国家推行，甚至作为国际援助的条件。

　　美国次贷危机及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发生，虽然不能简单归因于“华盛顿共识”。但造成这场危机的思想理论根源，却与“华盛顿共识”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华盛顿共识”的总的特点，是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力量的高度崇拜，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是高效率的，甚至是万能的。经济运行中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市场自行调节和解决。因而主张实行彻底的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进一步开放国际国内市场，实行贸易自由化、利率市场化，将各个国家的经济纳入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系当中。

　　这种所谓的“共识”，完全无视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主张所有国家都要采纳这种统一的模式，认为这是解决所有国家经济困境、能够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甚至要求原苏联东欧国家实行休克疗法。还把实行这种模式作为发展中国家获得国际经济援助的交换条件。但事实证明，这种“华盛顿共识”并没有带来他们预期的效果。实行这种模式的拉美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因而近年来遭到普遍唾弃。在其他各种转型国家，“华盛顿共识”的实际成效也都非常糟糕。

　　去年以来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和世界性金融危机，把“华盛顿共识”基本理念的失败记录推向了顶峰。美国次贷危机以及连带引起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从技术层面来说，主要原因有：美国消费者受过于追求物欲的消费主义驱使，大量超前消费，造成普遍的入不敷出、资不抵债，从而使西方高度发达信用链的第一个环节首先断裂；华尔街的那些资本大亨和理财精英们，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和个人收入，不仅冒着极大的风险，制造出无数的金融衍生产品，累积起巨大的金融风险，而且还千方百计鼓动消费者们透支消费，形成大规模的房市、楼市泡沫；而有关的金融系统和政府部门，又过高估计了资本运行的合理性、自律性以及自我调节的有效性，放松对于资本市场的监督和管理。格林斯潘的著名观点是“由市场监管比由政府监管更为有效”，实际上是听任、放纵和鼓励华尔街的种种贪婪、冒险行为。所有这一切，无疑是造成美国次贷危机乃至世界性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美国次贷危机和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发生，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思考。很多人已经从体制上寻找这场危机的原因和教训。很多国家所采取的“救市”措施，共同特点是加大了政府干预的力度，甚至将一批银行、企业收归国有。有人甚至戏称西方国家正在用社会主义挽救资本主义。对这类思考和观点需要继续研究，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定以及对其相互关系的理解当然不能这样简单。当务之急，是迅速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和防止这场危机进一步扩大。但这场危机的发生，毫无疑问，已经使很多人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很多人对于中国成功的奥秘、中国在世界发挥的作用也就有了更大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