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昊

　　在广东省政协近日召开的座谈会上，广东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谭泽中提到，深圳市一个处长职位，就有40个教授来竞争。本来，在一个有着“学而优则仕”传统的国家里，知识分子参选干部从来就不是新闻，个人的志向也不需要别人来说三道四。不过，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情况，这种“不爱学术爱当官”的选择倒是体现了中国学界与政界之间的某种微妙关系。

　　有人说，学术与官场应完全分开，研究学问的就不应该对官位产生兴趣。这当然难以做到，而且事实上也不必将二者分得太清。如果政学两界能够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机制，这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可能更有利。比如在美国，学界与政界人员之间就频繁流动。经常有新任总统从各大学校中选用一批专家学者担任各种职位；总统下台后，许多官员也进入各大学校。这种现象在美国历史悠久，史称“旋转门”。这些学术精英在政学两界出入自由，既有机会服务国家，也有助于自己的学术生涯。同时，大学是一个国家里面最具创新精神的部门。“旋转门”的存在使这种创新精神能够随人才的流转，而不断地注入美国政府体内。美国人能应用最新的研究成果，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与“旋转门”的存在有很大关系。

　　不过，中国的“学而优则仕”与美国“旋转门”却存在较大区别。由于我们“官本位”的存在，现职官员离官入学的人少之又少，“旋转门”实际上是单向旋转。原因很简单:教授虽然待遇也还不错，但与一定级别官员相比，在权力、财富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少差距。教授选择竞争处长，实在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这就导致了知识分子的选择比较单一。

　　这种知识分子弱势的结果就是，“旋转门”的优势无法发挥。“旋转门”的本意是要把大学最先进的思想带进政府，让最能创新的人才站在政策制定的第一线，使政府机构能与时俱进。而现实中的情况却相反，大多数学者进入官场，不但没能给官场带来新风气，反而被其同化而失去了自我。更有甚者，热衷于当官使得某些知识分子群体官僚化，一些大学更被衙门风气所充斥。在这个意义上，官本位造就的“学而优则仕”传统应当好好反思，从而建立双向良性流动的机制。这样才能让更多有创新精神的学者服务国家，也为政界带来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