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中，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难点确实比较很多，如政绩考核难、法律保障难、创业就业难等等。那么，即使在理论上，也有很多难点：落实第一要务，难在把握增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增长不等于发展，但不增长也难以体现发展；落实本质核心，难在把握人为本与科学发展观的辩证统一，科学发展观包含着以人为本，但以人为本并不等于科学发展观，就象海水里包含盐，但并不等于海水就是盐一样；落实基本要求，难在把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内在矛盾关系，在客观性上全面总是由片面而接近，在空间布局上协调总是由不协调而构成，在时间发展上连续性总是由阶段性而走来；落实根本方法，难在把握“五个统筹”的内在矛盾关系，“五个统筹”既然作为方法论运用，它便带有主体的色彩、价值的追求，在当前不可能落到实处，保守估计要到2050年才可能实现，但并不不等于我们现在就放弃努力，因为现在以过去为源头、未来以现在为归宿，“五个统筹”既是科学发展观的源头、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归宿，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条件就是要实现“五个统筹”。因此，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个有机的统一体，总是在一定条件下的有机统一体，离开了条件性，也就无所谓有机统一体。我们要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各种条件，即同发展相联系的、对发展发生作用的诸要素的总和，这样的对策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由此，就形成了解决落实科学发展观难点问题的三大对策：

　　对策一：遵循科学发展观形成的认识秩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说：“个别性、特殊性、普遍性，这就是《概念论》在其中运动的三个规定。在这里，从个别到特殊并从特殊到普遍的上升运动，并不是在一种样式中，而是在多种样式中实现的，黑格尔经常以个别到种和属的上升运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也说：“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和特殊的事物，逐步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就是这样一个推移运动。

　　从具体的发展问题上升到特殊的新发展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领导现代化建设过程当中，即在实现温饱阶段的实践中形成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战略布局；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领导的现代化建设进入实施总体上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形成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思想，更加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并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在发展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逐渐显露出来，主要表现为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突出，即“五个统筹”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对于这些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认识到。但2003年初“非典”的发生，使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了，有了紧迫感。“非典”暴露的突出问题是社会事业发展落后、城乡发展不平衡。这在卫生事业落后这个最薄弱环节上突出表现出来。因为卫生事业落后突出反映在农村，“非典”控制的难度也主要在农村。对此，胡锦涛在总结抗击“非典”工作的讲话中说得很清楚，他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并切实抓好的九方面工作中，第一是“要进一步加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工作”；第二是“要进一步加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2003年4月10日至15日，胡锦涛到广东视察时讲到：“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通过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不断增创新优势。”在这里，第一次使用了“全面的发展观”的概念，作为“观”来看待，标志着具体的发展问题已经上升为特殊的新发展观，开始从全局战略高度思考发展问题。

　　从特殊的新发展观上升到更具普遍性的科学发展观。2003年9月2日胡锦涛在江西考察时发表的讲话中，新发展观已被表述为“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发展观”前面增加了“科学”这两个字的限制词，在内容上增加了“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随后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以人为本”的提法，形成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表述。2004年3月10日，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对科学发展观完整地概括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显然，增加了“以人为本”的提法以后，科学发展观不仅具有了统领全局的普遍性品格，而且具有了广泛适用的实践性品格；只有当科学发展观内在的包涵着以人为本的规定性、又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之后，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观的有机统一才在理论形态上得以实现。

　　对策二：推动科学发展观向实践的转化过程。既然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是遵循着“从个别到特殊再到普遍的上升运动”；那么反过来说，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则是遵循着从普遍到特殊再到个别的转化运动，越是向实践转化越是具体生动。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以人为本都处在核心地位，一切发展都应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促进人的发展为目的。然而，贯彻科学发展的实践不只是一种方式、一条道路，而是一个辩证的转化过程。

　　从辩证唯物论的空间角度，来推动科学发展观向实践的转化。由于事物范围极为广大，在一定范围内为普遍性的东西，到了另一范围就成了特殊性的东西，反之亦然。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的转化也是这样。就当前而言，由于各地发展的不平衡、所处地理位置的差异，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在布局上实施不同的发展战略。有的区域环境破坏严重，保护好那里的环境就是第一位的，以人为本就转化为主要发展战略；有的区域主要适合于发展工业，那里是新型工业化的核心区域，在这一区域中科学发展就转化为主导战略，要以新的产业格局和新的优势产业为主要依托，增强这一区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有的区域主要适合于发展农业或林业，工业在那里就不一定优先了，而把以人为本与现代农业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样十分重要。

　　从唯物辩证法的时间角度，来推动科学发展观向实践的转化。由于事物处于无限的发展过程中，在这段时间内是特殊性的东西，到了下段时间内却成了普遍性的东西，反之亦然。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前期，“以人为本”更多地体现在团结互助的人际关系上、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上、赈灾救民的民政工作上等等。当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后，新时代打下的印记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形态，在实践上，以人为本成为一切发展的实质和核心，无疑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总之，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关系。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精髓。

　　对策三：把握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条件。我们讲以人为本，首先要认识以人为本存在的条件；我们讲科学发展观，首先要改变阻碍科学发展观落实的条件。落实科学发展观若离开了一定的条件，一切都无法存在，一切都无法理解。条件问题十分重要。而客观事物有多少种联系就会有多少种条件，我们到底从何入手，从时间和空间这个最基本条件入手。“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这就是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观向实践转化的基本条件。

　　坚持唯物论，承认条件的客观性，就要承认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观的辩证统一受着条件的制约。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比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对“以人为本”并不接受，甚至持批判、否定的态度，还谈不上什么科学发展观，更谈不上把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邓小平生前一再强调：要善于分析特定的和新的历史条件，“比如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现在有了”。这讲的就是条件的客观性，以及条件对人们的认识和实践的制约性。如果我们不注意条件的客观性，主观主义地、不负责任地瞎说一顿或搞瞎指挥，科学发展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如果我们照搬西方人本主义理念、民主政治模式，不从实际出发，以人为本也就成了离开国情的清谈；如果我们把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观对立起来，不注重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那么也就背离了提出这一理论的初衷。

　　坚持条件的辩证法，承认条件的可变性，就要承认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观的辩证统一是随着条件变化而变化的。这就要善于在运动变化中把握条件。比如：上世纪5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未能及时地实现全党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这个转移，究其缘由，就是因为认识了条件的可变化。思想要随之变化了的情况而变化，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立足点，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观的辩证统一也是这样。过去，我们虽然也关注到人的发展，但更加关注的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将来我们也会关注经济社会的发展，但会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关注的重心会发生转移。与此相适应，理论的侧重点也会发生转移。而且，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观之间的相互包含与渗透，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向实践的转化。实践条件是复杂多变的，有必要条件和非必要的条件、决定性条件和非决定性条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一般条件和特殊条件等等，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些条件本身也会发生变化。具体地、全面地分析种种不同条件及其变化，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向实践转化的必要前提，对做好工作都具有决定的意义。而随着实践的深化，将丰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涵，提升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观之间相互包含与渗透的层次。不过，我们所讲的条件的可变性，是遵循、依赖于客观事物本身变化规律这个条件，它是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观辩证统一的根本条件。条件的复杂性并不意味着人与发展的不可知，条件的可变性也并不意味着人与发展无规律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