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副主任曹志祥在深圳参加现代教育发展论坛时，批评学校为了应对高考，学校只开几门课，并指出这是剥夺学生选课的权利。对此，深圳教育界议论纷纷。（《南方都市报》12月9日）

　　综观深圳教育界对此的议论，笔者发现一个在趣的事实：专家很认同，学生、家长、教师持保留意见认同。有趣恰恰就在于“保留意见”上，“家长于女士对目前的现况表示无奈，她认为，课程虽然是围着高考转，但这不是学校的责任，而是整个教育体制的问题”，“南山育才二中科学老师王东亮认为，教育部官员的说话有合理性，但受现在的教育体制束缚，其操作性并不乐观”，学生认为“目前的课程设置我觉得还可以，毕竟咱们还是要应付高考，个人兴趣和专长可以在大学期间再锻炼”。普通老百姓的认识就是不能跟教育专家相比。不过，普通老百姓的道理却朴素值得让教育专家深思。

　　其实，专家的道理，谁都懂得。如果这些道理离开了它生存的土壤，道理就显得没有道理了，曹副主任的批评也显得有点“迂”了，只不过，他的“迂”只有他自己不知道，别人都知道。家长知道，“课程虽然是围着高考转，但这不是学校的责任，而是整个教育体制的问题”，教师知道，“受现在的教育体制束缚，其操作性并不乐观”，学生也知道，“毕竟咱们还是要应付高考”！唯独专家不知道，这正是教育改革的悲哀之处。

　　笔者也认同曹副主任的大道理，也同样认同普通老百姓的小道理。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当大道理遇到朴素的小道理时，往往会折射大道理的局限性，这回曹副主任的大道理就是这样。脱离高考这个中国当前最大的教育环境谈道理，道理往往站在高处，不吃人间烟火的样子，一旦下到凡尘，沾上了高考的陋习，道理也没理了。当应付高考比多学几门功课更重要的时候，试问，有多少学生敢拿前途来玩素质教育？教育专家敢玩，因为他们已经功成名就了，不再有高考之压了，但学生不一样，他们不敢，他们还必须应付求学十二年后才迎来的高考，高考一旦失利，教育部能够为他们失利埋单吗？如果不能，曹副主任还是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再批评学校为应付高考，只开几门课不迟，或者先问过学生后，再说这是“剥夺学生选课的权利”，也不迟！很可惜，教育专家从自己的思维出发，过早地为学生被剥夺选课的权利而抱打不平起来，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

　　当高考指挥了教育的一切时，批评学校有意思吗？这样的批评还转移了一些部门应为教育负起的责任！

　　其实，还有比批评学校开设课程不足更有价值的事情等着专家去批，例如，是什么造成了学校明知少开了课程而偏偏少开，是什么造成课程开设只围绕高考转，为什么“英美国家在设置中学生课程时，会倾向为学生未来择业打基础，而非仅重视几门主要课程”，很遗憾，教育专家没有批评，只是脱离实际地批评咱们学校不开足课程来了。这样的批评对改变当前的教育现状实在没有多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