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由此奏响了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序曲，并且一路凯歌，砸烂了禁锢十亿中华民族数十年的思想和精神枷锁，开创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由于毛泽东的过世使不少人一时失去了主心骨，毛泽东个人在我党的历史地位和人民群众对他的崇拜，“两个凡是”便应运而生。“两个凡是”的主要内容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所要维护的毛主席的决策，所要遵循的毛主席的指示，系统地归纳起来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两个凡是”禁锢了10亿中华民族的思想，限制了10亿中华民族的手脚，导致了历史的停滞不前。“两个凡是”是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其实质是一切从意识出发，用意识来检验真理，意识决定物质，与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物质决定意识是根本对立的，是唯心主义的。它用静止的观点去看问题，用过去了的已不合时宜的观点来禁锢人民的思维，限制人民的行动，是与辩证法发展的观点根本对立的，是形而上学的。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个矛，有的放矢，直指“两个凡是”。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要回到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立场上来了，回到用发展的、联系的、矛盾的观点看问题的辩证法立场上来，回到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真理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不怕辩论，经得起辩论，需要辩论，在辩论中被大家认识和接受。真理标准讨论开展不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观点很快就被大家认识和接受，“两个凡是”这一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论调很快就被大家抛弃，从此，中华民族开始觉醒，中华民族的思想得以解放，历史又开始前进。没有真理标准的讨论就没有思想解放;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理论、和谐理论；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30年来的巨大成就，没有今天的繁荣昌盛，也不会有光明的未来和民族复兴。

　　真理标准讨论实现了思想解放，概况起来从七个方面突破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禁锢。

　　1、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突破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问题要年年讲讲，月月讲，天天讲，时时讲。”后来又发展为“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此作为党的基本路线。对抓经济工作的同志横加指责，并大批唯生产力论，造成了严重恶果。工人不做工，各种物质奇缺；农民不种地，粮食严重不足，农副产品更是珍稀物质；学生不上课，高中生基本是半文盲，大学生根本就是徒有虚名；科研人员不攻关，我国科学技术落后西方国家几十年，甚至于有的上百年；军队不训练，打仗靠人海战术和牺牲精神。大家都整天搞阶级斗争，无中生有地找修正主义，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整个国家弄得乌烟瘴气。好人挨批挨斗，甚至被整致残致死，恶人无法无天，无恶不作，简直就是白色恐怖。粉碎“四人帮”后不久，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党拨乱反正，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来逐步完善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等其它一切工作都必须为经济工作服务和保驾护航，并写入了党的基本路线。这样，我们的国家才步入了正轨，各条战线的人们才开始一心一意干正事，各项事业才得以向前发展。

　　2、实现了从“姓社”与“姓资”的不休争论到“三个有利于”的突破

　　在文革时代，提出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等极左口号，并大肆批所谓“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严重妨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极左路线在有的人头脑中根深蒂固，依然对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争论不休，许多宝贵的时间就在争论中耗费了，许多宝贵的机遇就在争论中丧失了。邓小平同志及时提出停止争论，提出“三个有利于”作为检验是非的标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样，大家得以放开手脚大干，敢闯，敢冒，不断地深化改革开放，使得我们的各项体制和制度不但完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3、实现了从“一大二公和计划经济”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突坡

　　建国初期，在城市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企业逐步过度到了国有和集体所有，农村通过走合作化道路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基本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并建立了与之配套的计划经济。在那百废待兴，并面临美苏两大集团封锁和侵略威胁的情况下，应该说那种体制还是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巨大成就。但是，那种“一大二公和计划经济”的体制只适合于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并不适合于当今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一方面导致了劳动者积极性下降，工厂的工人和农村的农民都出现了“出勤不出力”的现象。更严重的是出现了计划脱离实际，严重违背经济规律，提出了“跑步实现共产主义”的幼稚口号，走了大跃进的弯路，制定了“以粮为纲”，大炼钢铁的错误经济计划，以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必需品奇缺，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人民群众不满意。甚至于有的人丧失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崇洋媚外，越境出逃等现象。真理标准讨论后，邓小平同志领导了改革开放，首先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巨大成功，粮食单产随即大幅提高，农副产品迅速丰富起来，农民收入成倍增长，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后，城市也稳步推进改革，工厂推行岗位责任制，后来逐步发展为企业承包经营、租赁经营、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引进外资、靠大靠强。与此同时，计划经济也大部逐步退出，市场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逐步完善。这样，社会主义经济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可喜局面，农村出现了多种经营，并且意想不到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后来，我们党又将其进一步发展，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及和谐理论，使得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又快有好的发展，发展平均速度达到了两位数。

　　4、实现了从闭关锁国到对外开放的突破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今天，我们党依然有必要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但是，在1949年解放后和粉碎“四人帮”以前，我们党的这一传统作风被片面理解了，过分强调了自我作用，演变成了盲目自大，闭关锁国，甚至于滥用“崇洋媚外”打击一切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接触行为，连周恩来与尼克松的正常交往也被指责为“月亮也是外国的圆”。这样，在那个时代，我们几乎断绝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没有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东西，没有享受到世界文明进步的成果。以致于当西方国家的普通家庭拥有程控电话、普通国民拥有手机时，我们的国民大多数还不能使用上手摇式电话，我们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比西方国家整体落后了几十年，有些领域落后了上百年。邓小平同志领导了改革开放，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反对自我封闭和孤立，首先在沿海设立经济开发区（特区），随后不断发展和深入，全国各地都陆续进行招商引资，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引进管理方式，引进现代观念，我们才得以迎头追上世界的步伐，赢得了世界大国应有的地位。

　　5、实现了从“知识越多越反动”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突破

　　在极左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年代，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被当作“臭老九”，无数专家和学者被当打成右派或“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受到批斗和专政，轻者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或农村劳动改造，重者被关进牛棚，甚至于被整致残致死，全国科研及科技应用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教育战线实行了开门办学，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半公半读的极左教育方式，大批白专道路，吹捧张铁生交白卷，结果荒废了整整一代人的学业，以致于学生高中毕业后还没有完全脱离文盲，大中专毕业生是徒有虚名，根本没有掌握应有的专业知识。邓小平同志上台后拨乱反正，提出恢复高考制度，从而结束了教育战线的混乱状态，使教育逐步走上了正轨。他提出给“右派”分子摘帽，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出了被迫害的广大知识分子。后来又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使得科技工作逐步走了正轨，并不断发展。

　　6、实现了从“造反有理”到“以法治国”的突破

　　在文革时期，流行一些极左口号，如：“反潮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造反派组织林立，纷纷踢开党委闹革命，甚至于原国家公安部长谢富治竟然也在大会上公然叫嚣要砸烂公检法，整个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机器处于瘫痪状态。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后来又进一步发展，推行依法行政，政务公开，去年国务院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信息公开条例》。胡锦淘同志又提出了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民主选举制度已广泛实行。

　　7、实现了从“随时准备打仗”到“争取国际和平环境，致力于国内发展”的突破

　　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前期及中期，我国外交上推行极左路线，树敌太多，提出要随时准备打仗，打倒美帝，打倒苏修，中国对人类应该有较大的贡献，支援朝鲜、越南及亚非拉等国反帝反美反苏。为了适应这一紧张局势，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实施了三线建设，把沿海城市的大工厂迁往内地交通不便的大山区，并投入巨资进行国防建设。这一方面给中国人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另一方面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邓小平上台后认真分析国际形势，提出世界发展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要争取国际和平环境，致力于国内发展，要争取几十年，一百多年的机遇发展我们的经济。并制定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路线，与美国、俄罗斯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建立了友好关系。提出了“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方针，使得香港、奥门先后顺利回归。胡锦涛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完善了对台政策，使得海峡两岸出现了和平稳定的大好局势。国防方面，邓小平同志提出军队要支持经济建设，先后共裁军数百万人，大大减轻了国家的负担，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增强了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也间接增强了我们的国防实力。

　　要保持我们民族始终有着强大的创新能力就必须继续坚持解放思想。那么，继续解放思想，该解放什么呢？笔者以为当务之急是要把《宪法》规定的人民群众言论自由的权利落到实处，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作戒。”如果人民群众没有言论自由，思想解放就会受到很大的制约，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就得不到最大的发挥。特别是要给党的信息干部和记者应有的言论自由权利，让党报党刊及信息部门真正起到舆论监督和党的耳目及喉舌作用。当前政府及其官员腐败现象是一个突出矛盾，人民群众意见较大。反腐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是我们党和政府一个久治不愈的老毛病。其实，关键是舆论监督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庞大的信息干部队伍及新闻工作者队伍没有必要的言论权，“报喜得喜，报忧得忧”的现象客观上普遍存在，因而，绝大多数信息干部和新闻记者基本只报喜不报忧，以致于许多问题长期存在，但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得不到及时解决。此外，新闻记者没有必要的言论自由权，就不能及时报道突发事件和敏感事件，各种小道消息和谣言就会成为舆论的主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就会趁机发乱。国际上反华势力就会抢先占领国外的舆论阵地，损害我国的形象。如，最近发生的“3.14”拉萨事件和“6.28”瓮安事件就是典型的教训。尽管我们事后澄清是非，但是人家先声夺人了，要想完全挽回恶劣影响是不可能的。要保障信息干部和新闻记者有必要的言论自由权，还必须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官员、公共资源的掌管者和公众人物不应该有太多的隐私权，普通公民与他人或集体、国家发生纠纷时也不应该有太多的隐私权。

　　当然，落实言论自由不仅并不是要放弃舆论导向，而且要加强和更好的实行舆论导向。当社会上出现谣言惑众时，我们的主流媒体一定要及时澄清是非，以正视听。当出现“范跑跑”这样的错误言论时，我们应该给予有力抨击。当出现“杨不管”这样不负责任的行为时，我们应该给予谴责。总之，我们一定要坚决捍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