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诗成

　　12月8日－1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被认为是来年宏观经济调控的风向标。综合之前多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信息，2009年中国经济总基调可能就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从年初双防到年中的“一保一控”，到9月份的“全面保增长”，面对多变情况，中央思路几经调整，最后确定了这个新的经济基调。

　　虽然“保就业”没有直接纳入“新基调”九字方针上，但众多信息表明，经济形式严峻的最直接表现，就是扑面而来的就业寒冬。这一点，从农民工过早无奈返乡的铺盖卷上可以感受，从屡屡传出“裁员大名单”的危言中可以感受。年年都说就业难，今年尤其雪上加霜，金融危机正渐趋影响实体经济，这种影响必然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按照中央党校学者周天勇的估计，明年预计城镇真实失业率将上升到14％左右，全国单因出口回落可能减少1200万到2000万个就业岗位（《每日经济新闻》12月7日）。而中国社科院学者张车伟更是直接断言：失业潮于春节后将会到来。

　　基于此，连日来舆论纷纷呼吁，“保就业稳收入应成为明年宏观调控重点”，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也大声疾呼“就业给了人尊严，一定要把就业放到第一位”。

　　那么，保就业与“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有没有可能同步实现呢？情况不容乐观。中国经济最大特点就是二元经济，资本密集型的大项目大企业与大手笔的基础设施建设因为更容易拉动GDP而被过分重视，比例畸高—如果继续这种思路，经济增长保住了，并不意味着就业状况就会自然好转。所谓“调结构”的主要思路，是促使企业进行产业升级与创新，逐步减少对于劳动密集型的依赖，摆脱简单的“世界工厂”模式，这难免要导致低端就业空间的萎缩—对于劳动力水平不高的中国而言，结构调整了，非但不意味更多就业机会，很可能恰恰相反。而“扩内需”的基调也并非针对就业。

　　那么，要做到“保就业”，就需要专门的应对措施，在新经济基调中充分融入“就业因子”。比如，适当弹压过热基础投资领域的比例，从4万亿投资中拿出相当一部分应用到对制造业的扶持、升级上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通过财税支持增强其抵御风险的能力，支持其实现产业转型与结构优化，以期受益企业能提供更多的岗位，并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不断吸收较高层次的劳动力，形成新增需求。同时，拿出专项资金，切实用好职业教育、技术教育平台，加大对于劳动力的培训力度，使更多的人能够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新要求。其次，将就业问题上升为一段时期内的国家战略来应对，充分动员地方政府的力量，包括取消对大学生就业的户口限制、指标限制等行政限制，促进全国范围的自由就业。

　　保就业与保增长不应该是一组矛盾，而应该成为相互的动力。一定程度上讲，2009年的就业状况如何，就在于在新经济基调中能否有技巧地充分融入“就业因子”，令其成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继续因二元经济的隔阂孤立地游离其外，成为单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