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采夫

　　据季羡林的弟子钱文忠披露，季羡林与儿子季承同居京城，却13年未能见面。12月8日的《东方早报》公开了录像对话记录，季承说：“有一次我在外头站了两个小时，还是冬天，都没进来。”季羡林说：“这情况我都不知道。我知道你要来，有人从中作梗，这我知道。”已经近百的老人，与年过花甲的儿子，同居京城却13年不得相见，无论何种原因，都是一出人伦悲剧。更早些时候，还有媒体报道，季羡林老人曾表示想回北大的家，但一直没有实现，他还曾给温总理写信，要求不配秘书，也是直到失窃事发才得到解决。对此，在真相查明之前，我们既不能完全站在季羡林的立场，说北大有人从中作梗，也不能完全站在北大立场，说季羡林身边有小人作祟。但我们可以理解，一位寂寞老人的无奈心情，我们还能推断出，季羡林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了“自由”，他被“保护”起来了。

　　季羡林向来被尊称为国学大师，被政府看作文化昆仑，虽然季羡林本人再三否认自己是大师和国宝，但从现实来看，季羡林仿佛成了一件国宝级文物，被仔细地收藏着，严密地保护着，郑重地展示着。他虽然拥有常人无法企及的尊崇地位，但他不能想见谁就见谁，不能决定让谁当助手，不能决定何时见亲人，甚至不能决定何时回家。他仿佛成了一只珍稀的熊猫，存在，成了他存在的最大意义。

　　在这起争端中，有关部门的某些做法值得商榷，太耽于辨明是非黑白，而忽略了人之常情。季羡林被作为北大的象征来对待，这没有问题，但北大应该明白，季羡林老人不是吉祥物，也不是一尊风吹雨淋的雕像，他首先是一位老人家，是一个有正常情感的老头。我们对一位老人，应该抱有温情的敬意，需要尊重老人的正常权利，尊重他的意愿。即使无法做到儿女孝顺老人那样体贴，至少不要供奉得太过分。这样一位象征着“五四精神”的文化老人，到了晚年却在敬仰中失去了“自由”，还要为自己维权，这就失去了爱戴他宣扬他的意义，就成了“不敬苍生敬鬼神”了。

　　回顾历史，从鲁迅被神化的无奈，到巴金“寿则多辱”的悲吟，再到季羡林“我想回家”的呼告，在个人权利逐渐受到重视的时代，我们需要知道，应该如何人性地对待我们的文化昆仑？我们在敬仰他们的时候，不能把他们当成不食人间烟火的文化神像，不要忘了，他们首先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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