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剑桥

　　土地流转，无疑是时下诸多“三农”话题中最热闹的一个，相关方面正热切盼望农村土地流转办法出台。记者近日就此采访时，政府有关部门和专家多次提出，土地流转须一切从农民意愿出发，不能靠行政命令强推。

　　保障农民承包经营权是大前提

　　滕州市级索镇北杨楼村有 4家村办企业， 380 名村民在企业工作，使得大量土地闲置。而村里的一些种粮能手又苦于手头的地太少，无法开展规模种植经营。直至今年9 月，随着土地流转的展开，种粮能手杨列宇一下子承包了别人的 88亩地，期限三年，价格实行实物折价，每年每亩支付转出方800斤小麦。

　　根据农业部门调查，土地流转最初只是限于本村范围，大多为兄弟、父子、亲戚之间的流转，出于农民自发自愿，并无外力介入。农业主管部门一再表示，土地流转须一切从农民意愿出发，不能再搞行政命令那一套。

　　对于一些地方基层干部对土地流转的过分“热情”，省农业厅一位负责同志表示了自己的担忧。他说，现在有些干部认为，土地可以自由流转了，发展工业项目有地了，好多事好办了。其实这些看法都是误解。《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下称《决定》）说得很明白：“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才是土地流转的大前提。

　　防止造成农民失地

　　无论政府官员还是学者，最担心的是地方以发展现代农业、规模经营的名义，强迫农民进行土地流转，造成新一轮的农民失地，从而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决定》指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枣庄市在土地流转中的一些做法，得到农业部和省里的肯定。据枣庄市市长陈伟介绍，为了避免农民失地，市里在土地流转中规定了“三不变”：一是土地所有权不变。交易、抵押的只是土地的使用产权，而不是所有权，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的根本性质。二是农民承包权不变。《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始终攥在农民手里，承包权的主体始终是农民。三是农地性质不变。

　　为了解决生产用资金，部分地方农民用土地抵押贷款。但抵押有风险，到时农民还不上贷款怎么办？陈伟说，为避免出现这一状况，枣庄市设定了“1/3”和“3 年”的抵押限制。即采取有限制的抵押贷款方式，土地合作社用来抵押贷款的土地最多不超过1/3，即使这部分土地使用产权因经营不善而被抵押拍卖，加入合作社的农民仍然拥有绝大部分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规定，土地使用产权抵押的年限不能超过3年，即使这部分使用产权被拍卖，也只是短期失去，期限一到，使用产权又回到农民手里。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曾寅初认为，目前各地在农村土地改革实践中存在着两个局限：一是将重点放在了追求土地用途转换（例如农地转为建设用地）带来的土地增值效益上，希望通过确权使农民分享城市化带来的收益，而不是将追求土地规模效益作为主要目标。二是希望将农户所有土地全部一次性向规模经营转换，没有考虑到实现规模经营的外部条件是否已经具备。

　　避免外部资本控制农民土地

　　土地流转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土地产出率，增加农民收入。

　　据省农业厅调研组在平度市的调查发现，土地流转后，转出户与转入户的经营收入和经济效益均有所提高。店子镇前寨村王金丰一家3口，有 4.8亩承包地，转包前年收入不足 5000 元。后来王金丰转出土地 2.8亩，每亩每年转包费 680 余元，每年收转包费 1900元，自己经营的 2 亩土地年收入近2000 元，同时因转出土地，夫妇俩有了空余时间，外出打工每年可增加务工收入 2.6万元左右，家庭年收入可达3万元左右。土地转入户王丰暖，以“恒德利蔬菜专业合作社”名义转入土地，形成了860多亩的蔬菜种植基地，种植效益和经济收入都有了大幅提高。

　　省委农工办副主任刘同理认为，农村土地流转的关键是如何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从实际情况看，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合同，在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和集体这个现实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应该把土地承包权视为物权，给农民以更充分的权利来经营和支配土地。只有这样，才能把土地与农民的经济命脉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让土地创造更多价值。

　　一些专家和学者认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轻易动不得。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没有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土地还是大部分农民最后的保障。随着各种资本涌入农村，极易引发“圈地运动”，甚至出现强迫农民流转土地的现象，对此，地方政府应格外慎重，确保农民利益不受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