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佛高速公路，是全国第一条以有偿融资方式修建的收费高速公路，也是全国最繁忙、效益最好的高速公路之一。

　　这条高速公路，由原来的四车道变为六车道，现在准备增加到八车道，路面不断改善、不断拓宽。

　　就像这条路，广东先行一步，率先改革，冲破了一道道旧体制的篱笆，走在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前沿。

　　1978年，美国《时代周刊》以“新中国的梦想家”为标题，推出“年度人物”———邓小平。

　　全世界都从这幅画像中得到一个信号:改革开放在中国已经取得了主导权。

　　因为就在这一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向世界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

　　【邓小平同期声:如果现在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1978年，广东全省生产总值只有185亿元，在全国排在第14位。

　　只有改革，才能解放生产力，焕发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

　　然而，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大变革，没有现成的道路可循，必须先搞试验，“摸着石头过河”。

　　中央赋予广东“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实际上也就是把“摸着石头过河”的艰巨使命交给了广东。

　　吴南生: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说不知深浅，情况也是不明。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要小心一点。这句话很生动。

　　广东，这片近代以来就积淀着浓厚商品意识的热土，如今又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试验田。

　　广东是全国最早探索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的省份之一。

　　早在1978年，西起海康，东起惠阳，远至海南文昌，近到广州市郊，广东农村大约1‰的生产队率先在晚造水稻生产中恢复了包产到组甚至包产到户的办法。

　　到1982年，全省农林牧副渔各业，都实行了责、权、利包到家庭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人们也许早以忘记了陈志雄这个名字，他原本是广东高要县的一个农民。

　　1979年承包8亩鱼塘，1981年扩大到357亩。除了常年雇用5名固定工外，全年还请了2300天的短工，年收入近4万元。

　　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一时议论纷纷。《人民日报》和国内其他报刊就此展开了四个月的大讨论。

　　杜瑞芝(中共广东省委原常委、农委主任):中央的75号文件是叫三种地区:富裕地区、一般地区、困难地区，区别对待，但有一条原则，凡是搞了包产到户的，可以试验，不要去纠正。

　　实践证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更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遵循价值规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价格改革是首先碰到的一道难关。

　　广东人历来喜欢吃鱼。年年有鱼(余)，更是寄托着老百姓对美好生活朴实无华的向往。

　　但在计划经济年代，广东虽然河网纵横，鱼塘星罗棋布，却守着“鱼米之乡”没鱼吃。当时广州市民靠领鱼票过日子，每人每月5毛钱，定量不到半斤，还不能保证供应。

　　于是，广东选择了放开鱼价作为物价改革的突破口。在省委的支持下，从1979年开始，广州市率先放开塘鱼价格，进行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

　　价格一放开，鱼价一下涨了四五倍，老百姓议论纷纷。面对物价波动起的改革阵痛，决策者们处变不惊，迎难而上，坚信价值规律最终会起作用。

　　欧初(中共广州市委原副书记):广东人吃鱼经过这样一个变化，从吃死鱼到吃活鱼；从人要求鱼，求计划经济增加一点鱼，到鱼求人，鱼多了它来求人，做到购销两旺、年年有鱼(余)。

　　初战告捷。广东乘胜出击。从1980年到1985年，广东以放开塘鱼、蔬菜价格为突破口，按照先农副产品后工业产品、先消费品后生产资料的顺序，遵循“调放结合，以放为主，放中有管，分步推进”的方针，在全国率先全面推进价格体制改革。

　　到90年代中期，广东90%以上的生产资料、98%以上的生活资料已经放开，社会零售商品由市场定价的比重超过96%，基本完成了价格闯关。

　　神奇的价格杠杆犹如撬开了财富之门。原来空荡荡的商店货架一夜间变得琳琅满目，老百姓轻飘飘的米袋子、菜篮子一下子变得沉甸甸的了。“珠江水”、“广东粮”风靡大江南北，广州成了国人向往的“购物天堂”。

　　这是广州的洛溪大桥。它的跨度只有短短不到两公里，远谈不上雄伟壮观。但它作为全国最早的收费大桥之一，生动的记录了广东率先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历史。

　　当年的珠江三角州地区，河网纵横密布，但由于缺桥少路，交通十分不便。

　　马万祺(全国政协副主席):从澳门回来很困难，要经过5条河流，要坐汽车要坐轮渡。四小时到五个小时才能够从澳门到广州，很不方便。

　　架桥铺路需要大笔资金。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修桥铺路全都由国家包起来。而当时的国家财政十分困难，哪能包得了这么多?

　　不打破这种高度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也许再等几十年、几百年，交通落后的状况也难以改变。

　　为了建造洛溪大桥，1981年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番禺县的领导抱着一个大西瓜，敲开了港澳知名人士何贤、霍英东在北京饭店的房门。

　　何贤、霍英东同意投资建设洛溪大桥，但要以征收过桥费的方式偿还投资。

　　方案一出台，激起一片反对之声。为什么过桥还要收费?难道在社会主义国家还要留下买路钱?

　　匡吉(广东省原副省长):建桥要钱，哪里来钱，就产生了设收费站过桥收费。好多人不理解，在路上行车要交费在中国是没有的。开始实行的时候，反对之声很大，诽谤之声很大，议论很大。我们义无反顾。

　　卢瑞华(广东省原省长):在这样的条件下，广东就采取了以路养路、以电养电、以水养水，发展到以桥养桥，通讯也是以通讯养通讯。

　　参照“洛溪大桥”模式，运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大搞基础设施建设，谁投资、谁受益。珠江三角洲上一座座桥梁如彩虹飞落，广东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日千里。

　　随着改革的深化，产权制度改革这场难度和风险更大的攻坚战，不可避免地摆到了广东人面前。

　　在广东，有一句俗语叫着:可怕的顺德人。说的是顺德人胆子大。广东的产权改革就是从顺德开始的。

　　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国家电产量三分之一在广东，顺德又占全省一半。

　　崛起的顺德，“公有制为主、工业为主、规模经营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闻名全国。

　　但是，在辉煌成就的后面，却隐藏着传统产权体制下难以解决的问题。

　　1993年，顺德四分之三以上的工业利润和工业税收来自乡镇企业，而乡镇企业的钱，是由政府出面担保，向银行借来的。

　　“不建厂子，先买车子”，企业负债，政府买单，银行负贷。有的厂家甚至刚放完动工鞭炮便销声匿迹，杳无音信。

　　产权不明晰带来了广阔的寻租空间。集体所有成了“集体不管”，厂长负责成了“厂长拥有”，政府有限受益，却负有“无限责任”。

　　产权改革成为改革深化的惟一选择。

　　大名鼎鼎的顺德糖厂，创办于20世纪30年代。

　　几经时代风云变换，这个厂成为全国同行生产能力最强的国营企业和民族制造业的一面旗帜，税利一度占顺德财政收入的40%。

　　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原来日产6000吨的顺德糖厂，年产量却只有几千吨，政府每年还要补贴3000多万元来维持运转。

　　1994年，顺德糖厂实行“转制”，以职工内部持股的方式组建“金沙实业有限公司”，再用公司的名义集体租赁顺德糖厂。

　　转制后的糖厂，每个股东的利益与公司的效益捆绑，每个员工的收入同工作效率捆绑，糖厂由此脱胎换骨，起死回生。

　　在多元化的经营中，糖厂发展出6大系列50多个品种的产品。糖厂和金沙公司重组成立顺糖集团，企业效益蒸蒸日上，炼糖产能亚洲第一。

　　产权改革带动了全面改革，“顺德模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通过转换企业机制，创建“产权明晰、贴身经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企业发展模式。

　　实施“全员股份化”，大力发展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优化产权结构和国有资产结构。

　　以转变政府职能为主要内容率先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国有资产新的管理模式，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离。

　　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综合配套改革，为广东“四小虎”之一的顺德插上了腾飞的翅膀。2006年，顺德在全国同级县(区)中，率先突破生产总值千亿元大关。

　　1988年2月，国务院批准广东作为综合改革实验区，全面深化推进金融、外贸、财政等十方面的体制改革，在改革开放中继续先行一步。

　　从此，广东一路凯歌，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上不断迈出新的步伐!

　　从城市到乡村，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从珠江三角洲到粤东、粤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广东17.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龙腾虎跃，你追我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从物价闯关、建立完善消费品市场，到大力发展土地、技术、劳动力、资本等各类要素市场；从放手大力发展外资企业、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到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企业内部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到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单项推进，到行政管理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文化体制等综合配套改革的整体推进；从对内搞活，到实行外贸“大包干”，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广东人求真务实、敢闯敢冒、敢为人先的秉性，在探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舞台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说到广东的改革闯关，有一个人不能不提，他就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卓炯。

　　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卓炯就冒着风险研究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问题。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在卓炯等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带领下，广东进一步大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仅1988年，广东经济学会就连续召开六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双月研讨会”，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鸣锣开道，为广东探索改革新路提供智力支持。

　　曾牧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广东经济理论界通过(研究)价格改革、商品流通体制改革、劳动工资体制改革，还有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广东理论界的积极探索，只是广东在改革开放的艰难道路上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前进的一个缩影。

　　改革过程中新旧体制的较量，必然伴随着新旧思想观念的冲突。

　　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刚出现，就有人说这是用资本主义的“药方”医治社会主义的“弊病”，“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1979年，“市场调节”的理念刚刚冒头，立即受到一些人的批评，认为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颠覆。

　　1980年到1982年，有人甚至公开或变相地反对改革。

　　面对种种阻力，广东省委坚定不移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不动摇。

　　1984年初，广东省委针对社会上的一些责难，明确提出:凡是于国于民有利的事情，要找根据办成办好，不要找根据卡住不办；党的政策有幅度，要从于国于民有利的方面去理解，灵活掌握，用足用好用活；对于暂时没有“红头文件”，但于国于民有利的事情，要敢于试验、总结经验，创造出符合实际的新的“红头文件”。

　　为了进一步推动改革闯关，1985年1月，广东省委又明确提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八个破除”。

　　林若(中共广东省委原书记):省委强调“八个破除”，就是要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个体经济、经济体制、市场竞争、领导方法八个方面破除旧思想、旧制度，树立新观念、新标准，大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9年，动荡的政治局势使一些人对改革开放发生动摇。但广东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八个不变”。

　　黄浩(中共广东省委原常委、宣传部长):当时省委面对这样的形势，又要整顿又要坚持改革开放，怎么办?就提出“八个不变”政策，就是对于我们的经济发展，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界定，让大家有个定心丸，能够稳定人心，起到引导的作用，引导(市场经济)继续发展。这样既符合改革开放总的政策，又有利于广东经济发展。

　　凡是阻碍改革的就坚决打破，凡是有利于改革的就坚持到底、决不动摇。广东正是凭着这种解决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稳住改革的阵脚，开辟改革的新路。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从最初“摸着石头过河”，到全面探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广东解放思想，大胆试验，敢闯敢冒，率先打开了一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天地。

　　改革解放了生产力，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的实惠，给南粤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

　　走进特区的大街小巷，走进珠江三角洲的企业工厂，走进粤北山区的田野村庄，到处都是灿烂的阳光，到处都可以看到朝气蓬勃的笑脸。

　　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广东从某个角度讲，它三十年的改革，不仅使它成为全国第一经济大省，更主要的是通过经济的改革，探索了关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方位改革，从而积累了广泛的经验，反过来又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经济的发展，从而使我们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政治形成一个统筹综合协调发展的格局。这就是广东给我们做出的贡献。

　　广东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成就，雄辩地证明了一个真理: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

　　改革之路，在9400多万南粤儿女心中、在13亿中国人民心中，已经成为一条通往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金光大道。

　　改革之路，承载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必将伸向更为广阔的未来!(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