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论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来年经济调控政策的基调与方向。对于此次会议精神的核心内容，人们普遍用“保增长、促内需、调结构”九个字予以概括。在“促内需”方面，会议提出“要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把“保增长”作为来年调控政策的首要任务是必须的，因为一旦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滑，就会出现就业、结构性失衡等问题，后果相当严重。但如果仅仅以短期的“保增长”为单一政策追求目标，那么由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不仅如此，过度关注经济增长速度会强化政策的路径依赖习惯，最终可能加剧深层次经济结构问题。

　　这个结构问题的要害就在于消费需求怎样有效提振。我国国民经济中一直存在消费率偏低、外贸依存度偏高等失衡问题。《中国统计年鉴(2007)》显示，2006年中国国民总收入21万亿元，其中政府的财政收入3.87万亿，但职工工资总额只有2.3万亿元。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逐年下降，从1991年的15.3％，降至2006年的11％。

　　外贸依存度偏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海外市场，会部分失去经济调控的主动权。应对经济衰退的经验表明，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作用因其时效最快而首当其冲。然而应急性的政策措施并不是经济体制的深层次改革，以及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替代品。更何况大规模投资品在几年后会变为消费品供给，如果到时候消费需求仍然没有提振，经济下滑的风险仍将再度出现。

　　长期看，让民众能够做到“有钱可花、有钱敢花”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民生问题其实就是经济问题。因此，建议有关部门考虑出台一个长期的全方位的政策规划，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全面突破激励内需增长的制度瓶颈。历史上成功的案例来自于日本。1960年日本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日本发起了一场消费者革命，并且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转折点。计划实施的成果是，1967年日本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各种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达到90%以上。

　　对比日本成功的实践，解决中国内需增长乏力的要害就是让国民财富体现在居民身上，而不是继续让财政和企业占大头，也就是要把“藏富于民”作为长期经济发展的指导战略，有效扭转居民财富收入增速落后于经济增速的问题。

　　具体政策方面，要考虑通过征收以家庭为单位、以年度为核算周期的综合个人所得税，采用大幅度提高个税起征点等减税措施，实现国民财富由财政收益向居民收入的转化。同时针对多数居民提升财产性收入的需求，通过平准基金等建立起资本市场稳定机制，避免居民财富随股市涨跌而大起大落，影响经济平稳运行。此外，针对弱势群体如农民、中低收入群体的救济性保障机制，也能够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更大幅度拉动需求总量的增长。

　　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效果不同，通过居民收入提高拉动经济需要更长的政策耐心。然而，对于长期经济持续稳定而言，后者的突破性含义要远高于短期刺激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讲，“调整收入结构”其实才是实现“保增长”的核心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