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蒋昕捷

　　“我们的大学，究竟是在办机关还是在办教育？”1988年4月27日，这个当时正在中国人民大学内部激辩的话题，被捅到了《中国青年报》上。一时间，“教育体制改革”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最初的线索，是1987年年底人大青年教师代表发出的一份公开信。在信中，教师们希望“真正把人民大学办成人民的大学”。公开信引起了《中国青年报》记者马役军和他的两位同事李杰、罗勤的注意。作为长期关注教育改革的记者，他们一直以来都感觉到，与日新月异的经济改革相比，当时的教育改革就像是“小脚女人走路”。因此，他们决定把“解剖一所大学的权力系统”作为切入口，来推动教育改革。

　　“一所高等学府究竟有哪些权力？这些权力在高墙之内是怎样分布的？现行权力系统运动的结果，是在推进还是在阻碍高等教育发展？”带着一连串关于权力的问号，3位记者住进中国人民大学附近的小旅馆，开始了长达一个月的调查采访。

　　有教师费了一番周折找来一张“人民大学副校长分工示意图”，记者们很花了一番工夫，才从那些纵横交错的实线、虚线、粗线、细线中，大致看清了人民大学的权力“金字塔”。当时，人民大学共有正副校长8人，在校党组领导的校长办公会之下，7位副校长分管着80个部门，其中教学科研单位仅占三分之一。有人由此作了统计，上世纪80年代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人民大学的教学科研单位增长了4倍，而行政部门却膨胀了10倍。造成的结果是，原本为教育科研服务的行政部门，逐渐异化为凌驾于教育科研之上的力量。

　　事隔20年后，马役军还记得那位一心只想“买煤”的青年教师王治平。王治平与妻子婚后各自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他用了一年时间才在人民大学借到一间“洞房”。冬天取暖他要买煤，但问题来了：买煤要煤证，办煤证要户口本，上户口要住房卡，但借住的房子是没房卡的。转了一圈，王治平发现这是个死循环。一气之下，他交出了那把倒霉的钥匙。

　　几年后，他爱人生产了，要坐月子。王治平找到系里想要间房，系里让他找分管副校长；副校长说，房子的事要找分房委员会；分房委员会答复，借房子这类具体事要找房管科；房管科说，我们只接待单位，不对个人，你回去写个报告给系里让他们出面联系。王治平发现，跑了一圈，腿都跑细了，又转回到系里，再次陷入死循环。

　　像这样由于行政机构膨胀造成的荒诞故事，人们在那个年代的文学作品甚至相声段子里多有耳闻。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人们称作“小社会”的大学校园也无法独善其身。高校行政化之后，小到分房取暖，大到申请成立研究中心，原本应作为高校主体的教学科研人员频频遭遇这样的死循环。“这样的死循环，磨掉了多少人的热情与希望，耗费了多少人的才华与精力啊？”一位系主任对《中国青年报》记者感叹。

　　那么，大学还能靠什么来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呢？时任人大副教务长的纪宝成说：“不怕您笑话，靠的是一年两个假期，靠的是办好附小、附中和幼儿园，以100％的升学率来吸引做父母的教职工。”

　　在掌握了大量的素材之后，这篇报道四易其稿，1988年4月27日刊登在《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标题叫《倾斜的金字塔》。

　　见报当天，第一个反馈电话打到编辑部：“我是人大的研究生，这篇文章像一颗重磅炸弹，把学校炸开了锅。我们认为，揭露得还不够。高校里的问题，远比这严重得多。”最大的反响，当然还是来自高校。因争相传阅者众多，有的报纸成了碎片，还有许多高校的老师通过熟人到报社来要报纸。一时间，《中国青年报》在高校变得“洛阳纸贵”。

　　而在“金字塔”内部，人民大学为处级以上干部每人复印了一份报纸，要求正确对待报纸的批评，认真对照检查学校的工作。在社会学概论的课堂上，青年教师以此为例，讲解了我国现有组织机构和组织管理的不合理；在哲学课堂上，老教授指出，人民大学并不是官僚主义最严重的。也有老师为这等“家丑外扬”之事“痛哭流涕”。

　　或许是考虑到人民大学在高校中的特殊地位，文章发表后的当天夜里，一位上级机关的领导给报社值班总编辑打电话，对文章发表后可能引起的“不良后果”表示严重关切。

　　不过，据马役军回忆，“不良后果”并没有出现。在同年召开的全国高教会议上，《倾斜的金字塔》一文还被作为附件印发给与会者。只是，关于“高校行政化的不良趋势”在教育界内部争吵了一段时间之后，并未得到根本转变。

　　2007年3月，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如今高校已经成为官场”，而高校管理体制中的“学术行政化更是到了猖獗的地步”。后来这些言论在互联网上掀起了一场有关“高校行政化”的公民讨论。

　　“政府有多少部门，大学就得设多少相应的机构，出现这种状况当然不能把责任全算在大学头上。但这的确阻碍了大学作为教育机构的长足发展。”这是20年前《倾斜的金字塔》就“高校行政化”作出的总结。

　　时至今日，当年这篇报道中的副教务长纪宝成已是人民大学的校长，他于近日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对过多的行政干预发表了看法：“表面上看，如今有关部门行政审批的手续是减少了，但行政评估、行政审查却跟着多了起来。最后花费的时间、精力，动员的人力、物力甚至远远超过原来的行政审批。”这位曾经在教育部担任过发展规划司司长的大学校长告诫他从前的同僚们：“不要自己给自己制造权力，要把权力用好，该下放的下放。”

　　如果将这番言论，与《倾斜的金字塔》一文中人大校长们的抱怨作一下比较，不难看出，20年前的这篇报道至今仍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