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我从湖南老家来北京上大学，迁出的户口信息上标明我的出生日期是1967年9月8日。但这是农历，后来填某些表格时明确要求用公历，于是查得我生日的对应公历为1967年10月11日。在填了几次之后又被告知，出生日期以身份证为准，而我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是9月8日。

　　这样一来，导致我在出国护照以及有关简介中所显示的出生日期前后矛盾。记得有一次去美国大使馆签证时就遇到了麻烦，签证官问我为什么上次填的出生日期与这次填的不一样，我一想肯定是一次用农历、另一次用公历了，于是准确猜出上次填的日期，并解释这是由于中国农历和公历的差异，总算过关。

　　今年的一个偶然机会，我打听到公安机关可以将身份证上的农历改成公历，由此开始了一场更改出生日期的马拉松。先按派出所的要求去单位人事部门反映，单位再要求我找老家的公安机关开具证明，我再通过老家的县委书记与当地公安机关联系上，请他们调查当地的习俗后出具证明……

　　全国13亿多人，大多数出身农村，而农村几乎都是按农历报户口。这个问题决不只是带来我前述

　　的困惑和麻烦，还涉及晋升、评奖、退休甚至犯罪、杀头的年龄限制。比如若某人犯事时身份证上是农历，但办案机关却将其认定为公历。实际上如果将农历换算成公历，虽然只有个把月的差距，嫌疑人可能就不满14周岁或18周岁，那样他就不负刑事责任或者不能被判处死刑。而以我办理此次更改的经历看，如果一个农民工在城里打工犯了事，遇到刑事责任的这类边界问题，他能顺利地得到老家公安机关开出的证明么?

　　言归正传，我的出生日期更改过来后，补办了新的身份证，到单位人事部门备了案。心想终于可以了断农历与公历混用的烦恼。但事实证明，这一想法过于简单，今生我是注定要活在农历和公历之间了。

　　今年的农历九月八日，老家的父亲、姐姐相继打来电话，祝我生日快乐。出生于城里的妻子有点纳闷地问我:你到底过哪个生日?我说，那就每年过两个生日吧，农历公历都过。

　　最近办理去台湾的手续，对方大学要求我提供身份证、学历证明等文件的复印件，我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新的身份证上显示的出生日期是10月11日，但我过去的博士学位证书上显示的出生日期却仍

　　然是9月8日。我只好随信附一说明，并附上派出所出具的证明。

　　问题还在继续暴露之中，某日打银行电话，欲查询信用卡上有多少余额，对方核对个人信息，我报以新的身份证号，但她说与登记的不符(登记的是旧的)。要更改?请将公安机关的证明和你自己的情况说明寄过来……

　　活在农历公历间，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心路，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它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处境。

　　中国从辛亥革命后的次年(1912年)起，采用公历月日。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四项决议的第二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理由是现代世界大多数国家都采用这种制度。可见公历的引入是和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我2000年在英国进修时，看到不少教堂有纪念耶稣诞生2000年的广告，一时好像有种顿悟:原来将我们的历史区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的那个起

　　点竟是“宗教迷信”的产物!我那时又想起日本，不知他们是怎么做到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又保持了自己的历法的?

　　自中国采用公历，已经快过去100年了，为什么我们的广大农村地区至今仍然还在采用农历呢?我想这是有它的道理的。小时候，常听母亲讲二十四节气，深感它在指导农事活动时的作用，有时种蔬菜或插水稻，迟一天都不行，同一农田，这边是先一天插的秧，那边是后一天插的秧，结果就不一样!在这样的环境里，你要求农民都来采纳你那个公历，不管用啊。

　　也许，随着我们的都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公历的适用范围会越来越广，农历的适用范围会越来越窄;也许，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像我这样走出大山、走出乡土，他们会推动农村的父母和基层政府对下一代的户口信息采用公历的记法;甚至，随着民族文化和传统的复兴，我们或许也能像日本那样，推行两种历法:一种是西方的公历，用于商业和外交等官方文件，另一种是本国的历法(具体到我国就是农历)，用于钱币印刷、公文往来等日常生活，使城里长大的年轻一代也知农历为何物，晓二十四节气为何时。

　　(刘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