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小学不久，我有了一把胡琴，那其实是个竹制玩具，蒙上蛇皮的小竹筒加个粗糙的竹柄而已，但在那擎着各式各样小玩意的手艺人手里，居然伊伊呀呀地拉出许多好听的音乐声来，我毫不犹豫地用积攒起的压岁钱换来了它。

　　在小学当教师的母亲教会了我“1、5”弦上的音阶，说要找个好点的老师来教我，校长听说后自告奋勇，“行吗？”妈妈有点不好意思，“放心！三朝琵琶一朝笛，叫化子的胡琴一黄昏。”校长回答得很干脆，我至今还没完全明白那句行话的意蕴。

　　校长教我的第一首曲子是《秧歌调》，那是“1、5”调，接着教《杨柳青》，换成“5、2”调了。练《杨柳青》时，我照着校长的姿势，拉了两句曲子后，戛然而止，边以弓敲打琴筒击拍，边学苏北方言数白“杨柳一枝青呀耶”，常常把校长也逗得笑起来。

　　后来，常州有了“少年之家”，“少年之家”又办起了“红领巾艺术团”，招收“手风琴”、“小提琴”、“民乐”、“声乐”、“舞蹈”等专业的兴趣班学生。也是母亲为我报考了“小提琴”。考试很简单，老师在风琴上弹出几个音，让我哼出来，然后又检查我的手，依个按按我的指尖，我拿手的《杨柳青》根本没派上用场。

　　我被录取为常州“红领巾艺术团”小提琴班的首批学生，领到一架非常精致的小小提琴。之前我从没见过这么精美的乐器，我第一次知道它的名字叫小提琴。校长也很高兴，他翻来覆去地欣赏着我的琴，使我觉得他一定错失过许多机遇。他还告诉我，“小提琴”是新名字，他那一代人管它叫“梵阿铃”（violin），是从英文名词直译过来的。

　　小提琴班约摸有十五六个学生，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参差不齐，总属于“红领巾”的年华，按琴的大小分，我该也是其中最小的之一吧，我们的第一位老师姓罗，他的普通话夹杂着上海音，据说曾经在上海的“大世界”里拉过琴。他在我们面前露过几手，美妙的琴声为我叩响了音乐圣殿之门。起初，罗老师教的是简谱，逐句逐段写在黑板上，先得学会视唱，然后才在琴上练习。记得学过的有《老黄牛》、《读书郎》、《光荣花》、《二月里来》等通俗歌曲改编的乐曲，还有些没标题的练习曲。后来开始学五线谱，一本大而厚的《霍曼小提琴基本教程》，琴匣里盛不下，书包里也塞不进，每回上课，我一手拎着琴匣，一手抄着那本比我脑袋还大的书，挺惹人眼的。渐渐地我不但了解了聂耳、冼星海的故事，还知道了莫扎特、舒伯特。暮色升起时，卸下了一天劳累的父母与弟妹围拢在一起，静听我的小提琴功课，便是我童年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

　　“红领巾艺术团”开始声名鹊起了，各个班都有一批特色节目陆续登台亮相，小提琴班排练了小提琴齐奏、重奏等节目，还为舞蹈班的童话剧伴奏。我们不但到学校演出，还进工厂、剧场，记得有一回慰问驻军，解放军叔叔把糖果、花生大捧大捧地往我们口袋里盛，让我激动得在同学面前炫耀了好几天。

　　小学毕业时，校长勉励我不仅要学好功课，还要学好“梵阿铃”和胡琴，努力做到“学一项、爱一项、专一项”，我满心认同，但很快就事与愿违了。先是罗老师不见了，零零落落换过几位继任者，我觉得都没罗老师好。学生也有了很大变化，那些原先高年级的“大学生”，更长出了大嗓门和黑胡髭，变得指手划脚，盛气凌人，缺席上课的也多起来。上完初一，我离开了“少年之家”，离开了“红领巾艺术团”，但是对小提琴、胡琴，以致各种乐器和音乐的兴趣已经被激活，我的中学生活变得格外丰富多彩。1968年下乡插队，小提琴为我懵懵懂懂的知青生涯增添了乐观和浪漫的亮色，我所在的公社知青文艺小分队，多次代表县出席全地区文艺会演，荣誉之外还挣了不少工分。

　　前前后后，我买过3把琴，最早那把带下乡的琴花了14块人民币，从当时常州最有名的文化用品商店钟楼下的“世界书局”捧回家的。几年前，我添了一把“红棉牌”高级小提琴，兴冲冲试了试，似乎也比不出高于第一把的地方，价格却有天壤之别了。

　　现在轮到我为孩子的孩子辅导了，家里不但有了“高级小提琴”，还置了钢琴，加上世界著名音乐家编的教材和镭射片。可我和孩子总找不到感觉——那份我童年学琴时的从容淡定和刻骨铭心。弟弟曾说我小时候琴拉得好，现在好像没那时拉得好了，我虽调侃现在做的菜也总没小时候的好吃，心里则承认他说的是实话。怪谁呢？谁都不怪，宽厚的母亲常说，量大福大，总是我自己不努力，自说自话就离开了红领巾艺术团的老师同学，又早早地冷落了“霍曼”，走上“自由调”的路。我是多年后才知道，当初罗老师是因为右派才不来“少年之家”的。小学校长则在“文革”之初就自杀了，他被揭发学生时代当过“三青团”组长。那本沉甸甸的“基本教程”原来是我下乡后给抄家抢房的造反派拿走了，但愿它物有所值给了真正喜爱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