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2008风云人物--四川地震百万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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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五月二十一日，在四川成都市一家户外探险者活动馆内，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志愿者召集人聚集一起，会商当天前往地震灾区送赈灾药品及相关物资问题。四川汶川“五·一二”大地震发生后，无数民间志愿者奔赴灾区参加各项服务工作，成为救援服务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中新社发 杨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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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12月12日电 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在“封面专题”栏目载文指出，百万川震志愿者以网络、手机等方式自发集结，奔赴灾区，他们小规模编队，临时组合，却展示世界史上最大规模、也最快速的一次民间动员。他们救急扶难，发挥同胞爱与人道精神，展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茁壮，超越意识形态限制，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这支民间百万大军，被选为亚洲周刊二零零八风云人物。
文章摘录如下：
很多人不知道，在今年五月十二日四川大地震后，来自全国五湖四海、奔赴灾区现场的志愿者(义工、志工)，在一周之内，高逾一百万人。他们不是由党政力量组织，而是民间自下而上，透过互联网和手机，以小规模编队的方式，临时组合，却展示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也最快速的一次民间动员。
这支民间百万大军，因而被选为亚洲周刊二零零八风云人物。他们不顾自身安危，甚至有人因此牺牲性命，但却救急扶难，发挥同胞爱与人道精神，也展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茁壮，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限制，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四川绵竹的遵道镇是今年汶川大地震的重灾区，如今灾后半年多，依然能够看到当地老百姓在墙上写满“志愿者同志们辛苦了”之类的留言。这类留言其实散见灾区各地，并且往往将解放军与志愿者并列，“感谢解放军，感谢志愿者”。这些留言背后，是二零零八年中国大地所经历的最为波澜壮阔的民间动员，也是二零零八年中国最被忽略的历史性事件。
五月十二日下午两点二十八分，汶川大地震爆发。“我们该做些什么？”很多中国人都在问。晚上八点前后，成都人民广播电台接到血库告急消息，立即广播号召市民献血，血液中心很快出现千人排队的场面。晚上九点，成都的出租车司机开始主动赶往都江堰拉伤员。半夜十二点以后，成都当地广播台紧急呼吁更多出租车赶往都江堰。看到央视及全球媒体所呈现出来的灾难画面，无数成都以外的人准备奔赴灾区，贡献自己的力量。五月十二日到十五日，在救援的黄金七十二小时内，出现来自全中国百万志愿者奔赴灾区的场面。
五月十九日，四川共青团省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当天，登记的志愿者达一百零六万之巨，来自全国二十一个省份，其中成都人约有十万。六天内，这一百零六万自发动员救灾的志愿者，成为世界史上自下而上最大规模和最快速的动员，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奇迹。这还未将大批尚未登记的志愿者、草根NGO、以及来自港澳台与国际的志愿者包括在内。《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六月份的报道认为，川震志愿者数量高达“三百万”。后来，四川共青团继续公布的信息中，报名的志愿者已超过一百一十八万，派遣人数则超过一百五十三万。如此短时间内、全是自发动员，川震志愿者超过百万之众，在地震之前没有谁能预料？
辽宁人苏玉双，在辽宁朝阳县经营一个小饭馆。川震后第二天，苏玉双觉得自己的护理经验能为受灾群众带来帮助，于是收拾好随身物品就上路了。但是在北京火车站，售票员告诉她十四号到十七号的票都卖光了。为了赶往灾区，苏玉双找到北京西站一位负责人求情，特别安排了十七号到成都的车票，离开时她狠狠地向站长鞠了一躬。苏玉双一抵达成都立即就赶赴华西医院，她向接待她的院方人员说，自己要赴重灾区北川救援。苏玉双千里迢迢满怀热情赶到成都，院方人员没法劝住她，只能说：“好，我们送你去车站，但是如果你到不了北川就立即回华西，我们这里更需要你。”最后，由于北川的交通受阻不得不返回。
胥悦，二十出头，四川人，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地震发生时自己正在乐山的亲戚家。看着电视上的灾难画面，感觉自己再也无法平静的生活。十四号，她赶到接收了大量伤员的成都华西医院做志愿者。
冀冰，四川人，三十岁。五月十三日，他来到救灾期间接收最多重伤病员的华西医院，看到医生与护士处于满负荷状态，超量病人涌入导致新病人完全无人看管，情况非常危急。在国外受过专业社工训练的他，一个人做起了志愿者。过了一天，更多人看到了医院的混乱，纷纷与冀冰一起看护帮助病人。慢慢的，一个团队建立了起来。冀冰发挥自己受过的组织训练，将这个临时的团队高效运作起来，组成了一个草根志愿者团体。与冀冰一起的胥悦说：“这里的志愿者，前面五天就有三千，后来持续到六月份，估计也有五千人。”其实，十三号以后，与华西医院类似的草根志愿者组织，在整个灾区遍地开花。
王晴，成都人，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以前做过野外生存的培训师。无法抑制想做点事情的冲动。十三号，他联系朋友决定去彭州。他说：“之所以选择去彭州，是因为感觉我们野外生存的经验可以帮到很大的忙。”到彭州做志愿者要先到团委拿路条。到了团委才发现，“当时志愿者非常多，人满为患，很多人都是报了名但是根本走不了”。
五月十四日，新疆一支职业的登山队到达成都，他们去团委报名，他们带着装备希望能够进入灾区展开救援。但是此时团委的志愿者报名处排起了长龙，无数个来自各地的志愿者赶往这里报名。团委无法给每支志愿者团队安排工作。于是新疆的这支登山队直接冲到重灾区安县。十五号，在进入安县唯一畅通的公路口三家坪处，他们被人拦了下来。拦住他们的人是王晴。当天被王晴拦下来的不止有这支登山队，还有一支政府进灾区考察的队伍，以及众多记者和其它志愿者。
徐斌，四川人，“圣爱基金会”的创办人之一。这个基金会关注的重点是孤残儿童，以及痲疯病人。但是地震发生后，为了救助更紧急的病人，他们决定暂时把目光投向了灾区。十四号，听说安县还没有通信，所有的人都很恼火。省红十字会安排他们去安县。于是，徐斌联系“驼峰登山俱乐部”的朋友，组织了二十多辆越野车，赶往安县。在接近安县的茶坪乡的山脚下，很多人都被震撼到了。“当时情况很乱，把我们的车当救护车用，很多伤员从山上出来，受伤已经超过十几个小时了，有的伤员失血过多，如果要再‘折腾’送到成都等地救治，肯定受不了。”看着那些伤员，他们无法离开。于是，他们连夜在这里建起了一个救助站。徐斌说：“这大概是灾后第一个救助站。”在救助站里对解放军救出来的伤员做简易包扎，然后送往大城市的医院。
王晴是十四号就来到这里的。他加入了徐斌组织的救助站。因为消息隔绝，安县里面的情况让外界非常担忧。徐斌说：“此时安县里面也派人向外探路。他们摸着悬崖边走了出来。出发的时候一共七个人，全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其中五个在路途中死掉。”最终只有两个人活着到了三家坪。于是安县内部的情况才为外面所知。一直到十九号，徐斌等人组成的救助站成了安县前线事实上的总指挥部。协调交通、分配物资、救助伤员，统统都由他们这些志愿者负责。中国大陆著名的公民记者周曙光，在震后的最初几天也在灾区做志愿者，事后他回顾说，在政府近乎瘫痪的情况下，一些志愿者组织甚至起到了临时政府的作用。
百万志愿者在残酷的灾难面前，经历生与死。据新华社报道，五月十六日上午九点，绵阳九州岛体育馆，五十七岁的志愿者胡开花累死在灾民安置点。五月十六日下午一点，在重灾区理县抢通道路的第一线，王朋，一名正在读大四的学生，遭遇一场五点九级的余震，被一块大石当场砸中左腿，面临截肢的命运。
百万川震志愿者并非突然从天而降。他们的背后，是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他们都是中国的新型公民。他们有能力也有意愿，去关心公共领域。在生活中，他们周围已经形成各种小圈子。正是这些小圈子，在川震后，成为救灾团队的原型。登山队、旅游社团、同乡会、老兵俱乐部、企业、NGO、论坛网友等等，一个个的生活小圈子纷纷转化成一个个的草根志愿者组织。
他们大多也在网上发个帖子，寻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到灾区当志愿者，或者他们直接抵达成都，然后再寻找成型的组织。地震之后的几个月里，成都城北火车站的广场上一直立着一杆旗，上面写着“志愿者集结号”几个字。旗下堆积着一些灾区需要的物资。几个身着红色字体“志愿者”背心的年轻人，正等着从火车站走出来的人。
五月十三日早上，在四川攀枝花，一位叫彭卫有(水瓶座的她，在网上喜欢别人叫她水瓶)的年轻广东女孩，也打算进入灾区。她计划打通救援物资接收的渠道，这样从各地来的物资都可以顺利接收和发放。有民间组织工作经验的她，想到了“NGO发展网”，这是中国NGO组织者网上沟通的一个重要阵地。在“NGO发展网”，她发现很多人跟她有同样的想法，于是他们建立一个QQ群，召开网上会议。谁在哪里？谁有什么特长？谁熟悉当地的环境？迅速做出了协商与分工，一个专门负责物资的接收与发放的机构开始筹划。
很快，一个主要负责救灾物资接受与发放的机构完全成型。因为参与的志愿者大多有NGO背景，所以机构命名为“NGO四川地区联合办公室”。十三号下午，参加了网络会议的志愿者们纷纷赶往成都。十四号，“联合办公室”在成都正式开始运作。有多年财务工作经验的彭卫有在其中负责物资接收，四川人藏璐做外联、攀枝花东城区志愿者协会秘书长张国远做总协调人，一起负责的还有“云南培训学院”院长邢陌、“NGO发展网”的陆非、“多背一公斤”的安猪等等。
其实，“NGO四川地区联合办公室”并不是唯一的有NGO背景的志愿者联合体。五月十三日，一个名为“四川五一二民间救助服务中心”(简称五一二中心)的机构也在成都成立。两者共同谱写了中国社会民间机构动员的历史性一页。这类联合机构，在此后的救灾中，不止得到灾民的感激，当地政府对他们也非常信赖。五月二十四日，邢陌带领志愿者运送一批药品和棉被到重灾区绵竹市汉旺镇。绵竹市救灾物资中心总指挥、副市长张滔对邢陌说：这次地震，你们发挥了太大的作用，有些甚至是政府无法做到的，等抗灾结束以后，一定要去成都拜访你们。
在彭卫有通过QQ参加网络会议的时候，身处北京的王博也想去当一名志愿者。但是没有经验的他，苦于找不到地方报名。为了找一个到灾区当志愿者的渠道，他建了一个名为“一路有你”的QQ群，结果一些与他一样，也在找渠道的人，纷纷加入他的群。结果，本来是找渠道的他，反倒开创了一个渠道。就这样，他成了一支草根志愿者团队的队长，与群友约定在成都不见不散。这支团队到了绵竹普济禅寺的时候，发现当地寺庙建筑正处于危险状态，于是这队志愿者就干起来清理寺庙的事情。等到寺庙清理完毕之后，他们又发现附近有台湾慈济基金会组织的用餐，但缺少合适师，台湾师的口味与四川老乡迥异。于是他们又挽起了袖子当起了师。他们的“政委”王清风说：既然来了，总得做点事情，只要能对灾区有帮助的，无论做什么都行。
众多草根志愿者组织，对很多灾区状况一无所知，也缺少进行民间动员的经验。这个时候，互联网不止提供了崭新的动员手段，更提供了快速的学习方式。译言(www.yeeyan.com)等网站与一些NGO团体，开动马力，翻译、搜罗国外关于救灾的文件。《灾后疫情分析及防范》、《日本赈灾志愿者手册》、《草根群众组织》等文件，在网上广为流传。一些经验丰富的民间组织负责人，也在网上讲解志愿者组织的运作模式。动员速率大幅提升。所以，一名志愿者说：“志愿者之所以能对灾区作出很大的贡献，不仅在于人数众多，也不仅在于都有一颗赤诚与温暖的心，还在于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快速学习与进步的机会。”
在八十年代出生的“80后”成为了百万川震志愿者的主力。在灾难面前，这些过去被视为自私和自我的年轻人们共同经历了一场场精神上的洗礼，发出自己的声音，作出自己的选择，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奇迹，也让所有的人对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主体充满期待。
牛可佳，大学生，几个月的志愿者经历，让他坚定了去做一名职业社工的决心。六月份，刚刚毕业的他，没有像其它同学一样去找工作，而是去北京参加培训。从五月十三日到六月初，他身边的志愿者，“三十以下的年轻人占最主要的，从十六到三十，个别的有四十多的中年人，学生最多。学生有的逃一段时间的课，外地的有请假过来的”。这些年轻人，在这场志愿者经历中，无不经历了深深的震撼。
等到华西医院的志愿者团队解散之后，胥悦又加入了“国际物流协会中国协调中心”，一直坚持了三个月之久。这段志愿者经历，在她的心里留下深深的烙印，五个月以后，她回顾这段经历时写道：“经我的脚隔着一层土踩在上千具尸体上，被封锁的县城弥漫着令人人窒息的消毒水和尸臭混杂的气味，我永远记得很清楚那个小女孩身上发出恶臭的左手臂。那条全世界最惊骇的路，我来回走了四趟，头上砸下石子，也可以睡得很香。曾经认为黄淳辉把汶川里近万人的命运托付在我身上，我拿着从里面艰难发回的报告再去向各种各样的NGO组织艰难游说，并为没有争取到任何援助而长时间抑郁。现在想起这些，觉得这真是上辈子的另一个自己吧。”
这么多的志愿者入川，这场有史以来中国最强的民间动员，在受到政府的信赖的同时，也引起部分官员的担忧。中国在告别了政府包办一切的全能型模式之后，对于如何建设公民社会，始终在摸索与徘徊。这一次，川震之后，民间力量如此强大的动员能力，显然，也引起了某些远离灾区的政府部门的忧虑。
五月二十四日，几名警察神情严肃地出现在“四川NGO联合救灾办公室”所在地，要求总协调人张国远跟他们走一趟。他们说接到举报，攀枝花东区的志愿者协会利用抗灾，违规接受捐赠。
草根组织在中国是没有接收捐款资格的。但是在灾难面前情况紧急。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广东狮子会共向“NGO四川地区联合办公室”汇来八十七万元(约合十二点六万美元)，委托联合办购买指定的物资运往灾区。“联合办公室没有账号，出于对张国远的信任，钱都是打在他的私人账户上。此后自然之友、上海东方艺术学校等机构或企业的委托项目款、包括狮子会支持联合办的两万元行政费用，都在张国远的户头上”。
面对警察的询问，张国远的回答是：“我们不是接受捐赠，而是接受人们的信任和委托，把大家的善心送达灾区。”警察把财务仔仔细细查了一遍，也查了仓库，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即使这样，警察仍然要把张国远带回攀枝花。这给一些志愿者心理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们在承担灾难的压力同时，还要承担来自政府的不信任。“NGO四川地区联合办公室”的成员说：“大家的心都一直悬着，一会儿说要回来了，一会儿又被带回去，直到二十九号张国远回到成都。”
与警察相遇的不止有“NGO四川地区联合办公室”，著名的博客网站牛博网，也同样被冻结过银行账号，遭到成都公安的传讯。五月十七日，牛博创始人罗永浩发现，自己专门为了救助灾民设立的账号被冻结了。
牛博网成都地区的联系人也被警察带走问话，经过多番争取，多次调查，公安终于相信牛博网的账号真的是为了救灾，不存在欺骗成份，于五月二十一日解冻。但是，公安亦补充，像牛博运用私人户口筹款，本是不合法的，不过非常时期，可以同意让他们继续筹款。彭卫有表示：“能够理解政府现在的一些做法与顾虑，因为民间草根组织的发展太快了，有时候政府跟不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康晓光在接受亚洲周刊专访时认为，人们表现出的热心非常感人，这本身是社会最宝贵的资源，“千万不要浪费，不要伤害”。
当然，灾难面前，志愿者与政府之间，融洽的关系是主流。在汶川绵池镇，由徐守振等人发起“国际物流协会中国协调中心”，成了当地政府的救星。龙慧勇、黄淳辉，这两位来自湖南和江西的基层干部，作为志愿者，在这里非常理解当地政府的情况，他们与政府一起思考未来当地灾民的发展。谢阳、胥悦等，作为这个草根组织留守成都的人员，联系各种资源，希望更多的人去关注绵池镇的灾情。
在绵竹遵道镇，来自深圳的马啸，本来是登山爱好者，在灾后一段时间，他与自己的志愿者伙伴思考当地的长远发展。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志愿者协调办公室”，与镇政府进行了友好的合作。他们不止在当地建帐篷学校，帮助灾民度过心灵的空虚时刻，也在时刻思考着灾后老乡的经济建设，“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五月三十日，华西医院的志愿者团队正式解散了。对于志愿者团队的解散，冀冰觉得很正常，因为这次志愿者工作的最宝贵财富并不在于实体的组织，而在于培训了这样一批宝贵的志愿者。
在中国，志愿者以前是个陌生的概念。这一次，如此众多的志愿者在实践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这比什么都重要。参加华西医院的志愿者工作的人至少有五千，以后万一再次遇到这样的灾难，那么这五千志愿者就可以迅速联系起来。“这是有经验的五千名志愿者，他们再也不是从零开始摸索了”。
“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在“聚合的十八天里”，共向灾区运送了价值约一千万元人民币的物资。六月初，他们被逼正式解散。在关门那天，一位志愿者说，他们不忧伤，只要大家都记住“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总部所在地墙上的那几句话：每个人都很重要，每个人都能发挥作用，每个人都可以带来变化！
广州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健刚博士说，“二零零八年注定是中国志愿者元年，也是中国公民社会元年”。(李永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