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官员周三于此间表示，《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将听证参加人中消费者的比例扩大至五分之二。记者了解到修订后的《听证办法》扩大了消费者的比例，由原《听证办法》规定不得少于听证会参加人总数的三分之一扩大到五分之二。（《中国新闻网》12月11日）

　　从国家新修订后的《听证办法》来看，确实规避了以往听证会的种种弊端，无论是在增设听证人环节，还是在听证程序、旁听人员以及新闻媒体报道上，出台了很多令人眼前一亮的公共政策。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听证新政的全面实施，不仅能有利于听证会走向正轨，更为重要的是，也能使消费者的经济负担趋于合理和公平，重塑听证制度的形象和威严。

　　然而，尽管听证新政有不少硬措施，新举措，好点子，但是，笔者觉得，指望一纸《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公众还难以把心放在肚里，无法坦然地享受价格听证给自己带来的利益。

　　因为，笔者注意到，新《听证办法》的发力点和集中点，大都集中在“听”上，譬如，消费者参与总人数由原来的三分之一，猛增到现在的五分之二；在提高听证会透明度方面，由公民申请政府批准的方式，改为主动设立旁听席与记者席；还有，增设听证人制度，规定听证会设三至五名听证人。等等。而在“证”上鲜见有任何动作，更没有质的改进与突破，所以，导致了在“证”的方面，仍存在致命的缺陷和弱点。

　　所谓听证会，顾名思义，既得“听”又得“证”，“听”是代表着民意的汲取，而“证”则代表着程序的正义，倘若光“听”不“证”，难免会使价格听证会沦为形式和摆设。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证”比“听”更重要。

　　至于价格听证制度中“证”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听证的核心信息不对称。从此次新听证办法来看，消费者要求主办方拿出详细的价格成本清单，也就是听证会核心信息披露方面，仍沿袭过去老办法中的原则性要求，却没有硬性约束，这极有可能使消费者代表，不仅难以对成本审核提高自己的观点以及升价或降价意见，而且也难以进行必要的“讨价还价”和正常的利益博弈。

　　与此同时，听证代表的意见在影响价格决策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新的价格听证会制度，仍然由政府一手操办，比如议程的设置、方案的选项以及信息的公开，享有绝对的话语权。这意味着，决策部门对听证会代表意见的取舍过程和依据，都由价格主管部门说了算，公众的意见也就无法对政府决策产生监督制衡，从而出现“听而不证”的怪圈也在所难免。

　　其实，要想避免听证新政不被沦为“听而不证”，并非难于上青天。笔者觉得，用司法的力量全程监督整个听证流程，这个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具体讲，凡涉及到的听证程序不合理，甚至出现幕后利益寻租者，动用相关法律问责。惟法律的强势介入，价格听证会“听而不证”、“每听必涨”才不会成为损害消费者切身利益的拦路虎。

　　总而言之，在这两大“硬伤”问题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之前，作为任何一名中国普通消费者，都会对听证新政难以认同，更是放心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