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与陆谷孙教授商榷

　　复旦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陆谷孙教授在《东方早报》撰文《可怕的反智主义》（见12月5日《观察•分析》版），与一位没点名的作家打上了笔墨官司。批评那位作家的“知青现象”回忆，“泾渭分明地割裂城乡”，“对城市以及城市所代表的一切的刻骨敌意。”

　　笔者不过无名小辈，自然没有坐收赠阅杂志的面子。多方搜索，亦无缘拜读那篇被陆教授斥为“反智主义”的大作。就陆教授文中例举的只言片语来看，那位所谓的作家语病确乎惊人，实在有去中小学课堂回炉再淬的必要。立意也不敢恭维，放大了知青与当地群众的矛盾，令人生厌。

　　然而，陆教授“居然嗅到了一种强烈的反智主义”，似乎同样有尊鼻过敏之嫌。吾生也晚，未能亲历“知青时代”。但以普遍的规律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有人的地方难免有矛盾。在那种特殊年代，知青与当地群众产生一些矛盾和误解甚至隔阂，总归是有的。其中有当地群众的“欺生”，有知青们的恶作剧。知青文学揭露农村的愚昧与落后、偏狭与骑墙，换个角度描写知青们的恶作剧，只要不是无中生有，宣扬仇恨，应该都是允许的。上纲上线到“主义”的层面，未免有点“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遗风。

　　从文中所引来看，那位所谓的作家立意确实有挟恨而来的意思。但即使给顶帽子，恐怕“仇恨主义”比“反智主义”更加靠谱一点。如果认为城市代表智慧、代表知识，农村就只能代表愚昧、代表落后，那么，陆教授正好也犯了“泾渭分明地割裂城乡”的错。而且当时的下乡知青多数是些失学青少年，文化层次并不高，文化知识并不丰富，仅仅因为他们来自城市，就视为“知识”、“智慧”的象征，多少有些封建“门阀”意识。至于后来知青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知识文化界的精英，那是我国政治生活发生重大转机的后话。

　　最令人费解的是，陆教授要求作家们对待“知青文学”，“不要泾渭分明地割裂城乡，更不要把文明作为城市罪恶的渊薮之一强写。”其基本逻辑竟然那么偏狭：“城市里有罪恶，农村就没有吗？农民生来与土地有缘，难道因此就天然只可能拥有朴实这一种美德吗？”并用自己在沪郊吃过“派饭”一日只供两顿，主人避开众目吃第三顿的故事进行例证。教授当然不会编故事骗人，但他不同样在宣扬仇恨和对立吗？总不能农村有罪恶，城市就可以更加变本加厉，农民虚伪和自私，文化人就要“有过之”吧？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努力用自己的智慧和良知去消除罪恶，唤醒朴实和善良，而不是要在罪恶与虚伪方面去超越对方。

　　事实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很多知青在遭受炼狱般苦难的同时，确实感受到了当地群众善良与淳朴，以及给予他们的温暖和帮助。知青与当地群众的关系也并非是剑拔弩张的强烈对立，更多的还是融洽与友谊。

　　在我尚不记事的时候，家里住过一位姓钱的女知青。据我所知，当时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把她安排在我家，主要不是考虑到我们家是半边户，父亲是国家干部，母亲当过大队妇女主任，政治上可靠。最重要的是我父亲有点粮票、油票和肉票，母亲也比较好干净，生活上能得到更好的照顾。在我记事后，那位已经回城工作的女知青在因婚姻失败离家出走前，还经常带点小礼物到我家来，与我姐姐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我和小姐姐都亲热地叫她“钱姐姐”。钱姐姐离家出走后，她父母专程到我家来找，因为她常跟父母说，我妈也是她的母亲。

　　也许，一个无名小辈的回忆难以为据。碰巧的是，12月7日的《人民日报》副刊刊载的《人间有味是清欢》，其中就写到作者王本道上山下乡时，生产队长刘大爷一家对他们6个知青的关心与帮助：

　　刘大爷一家等我们极好，嘘寒问暖，呵护有加。每天出工，并不派我们重活。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哪能指望你们来种地啊，只要把嫩身子练结识了就行，迟早要去干大事。”

　　其实，像王本道这样充满感恩之情的知青比比皆是。只要稍加留意，就能在电视、报纸上看到不少知青集体或单独回乡感恩动人故事，其中就包括陆教授所在上海市。老知青吴厚良在2007年3月致电《新闻晨报》，希望通过晨报寻找当年同在安徽淮北插队的上海知青，共同骑车踏上返乡之路。问到他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吴跟记者充满感激地回忆起当年住一户丁姓的农民家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丁家有3个孩子，那时候都只有几岁，家里偶尔弄点面粉之类的粮食，他的孩子都轮不上，都留给我吃。有时候赶集用鸡蛋换了一小块肉，他们也都想着我。”（2007年3月28日《新闻晨报》）

　　既然那特殊时代的知青现象中，有那么多真善美的东西存在，为什么不在追思总结历史教训的同时，适当地讴歌那冬天里相互取暖的、民间的朴素与善良呢？而要针对一种不健康的仇恨感去挑拨起另一种同样不健康的仇恨感呢？

　　因此，无论是对于那位尚未知名的作家还是陆教授，我想说的，不过是一位主教讲经时旧话：“主说，你要善良，那么你能得到吾的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