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欣欣说，在她们岳麓书院，有一位主讲老子文化的教授极为反对梁启超——按此教授的理由来说，梁启超面对当时国内的现实而不知所措时，而去西游了一年，带回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所谓理论，说要以中国传统文化治西方社会头脑，用西方发达的技术文明来为中国落后的经济服务，这些理论真的没多大用处。于是，这位教授大骂梁启超先生的学术多么假。

　　至于这些理论有没有用，现在不是在证明着？我以为，文化本来就是融合的过程，即使是文化的优劣高低不同，一种文明总会有一些营养能被吸引而丰富另一种文明。所以，这位教授一味反对梁启超，将梁批得一无是处，我是不大苟同的。但另据欣欣说，这位以研究老子文化的教授还说了一个观点，这引起了我的思考，也想找个时间向这教授请教请教。

　　那教授说，他反对读书。为了公正合理地理解这一观点（也有可能欣欣没有把话说完全），我得在这一观点之后还补充一点——反对读书，但并不反对学问。我也一直在思考着，一些人买了大量的书，也会自己列出了长长的书单，不知是在标榜学问，还是真正为了做学问。在这一认识上，我则倾向于教授的观点。

　　其实，在明季清初，也有一位极为反对读书、反对著书的大学问家——颜习斋，他是一位反对阳明之学的实用主义者，厌恶谈论所谓的“性”、“天道”、“考据学”，即是一位典型的唯“习”主义者——此“习”不是指温习功课，而是说凡学一件事都要用实地练习功夫，即重在实践。

　　我现在之所以接受颜习斋这一唯习主义思想，是因其弟子李恕谷在诠释其思想时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应当说，颜习斋反对读书，同时也反对著书，是积极的。毕竟，人的一生又有多少光阴，在其中又有多少学术生命，如果把精力大力致力于这些所谓的纸上笔墨，又有多少意义呢？

　　更甚，按颜习斋的观点，一个学人开口大谈天道与性，或理，即使“性命之理，不可讲也；虽讲，人亦不能听也；虽听，人亦不能醒也；虽醒，人亦不能行也。”（《存学编》卷一《总论讲学》）也就是说，一个学人在心性上枉费精力，最后未必能取得实效，说多了未必能成事。总之，颜习斋主张多务实际，少谈原理，做有用的学问。所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评价他是一位功利主义者，讲究实际，此理甚是。

　　在唯习主义——实用实践主义思想的大旗之下，颜习斋自成一派，他时常率弟子分日习礼乐习射习书数，亲自教学生举石、超距、击拳，还经常带领学生射箭比赛。他自己也善医术、精六艺，他的“文武兼备”的思想以及“富国强兵”的主张促进了军事体育的形成和发展。

　　在今天看来，他的思想仍然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尤其在文科类的研究上，我们一批批钻研于书堆的所谓学者，到底为我们留下了多少文化与学术成果？是那些类同的一本本的抄来引去的所谓著作吗？就算是，我们中间的精英（当然一般的读者是看不明白的）读了又能有多少收获呢？就算理解了，又如何将推己及人而运用于实践？或者说，如何对社会有益。

　　而对于那些理工科之类，表面上要研究更多的理论，将科研成果表述于纸上，但更多的还是将实践的成果展示出来，并且这强调的是如何转化现实成果。如果大量成果仅仅停留于纸上，又何必去钻研？写成一本本著作，将又多么的“浪费一个人、一个社会”。在此意义上，颜习斋的反对是言之有理的。这应当是我们理解颜习斋唯习论的基点所在。

　　还得提提，那些致力于写书出著作的学者们，如何把写书当成一种成果展示，那是一种不幸。因为世上的书多得似一堆堆垃圾，对于社会并非是有益的，对于一个光阴有限的人，更是一种害处，就算那些写书的人写的都是可以作为好友来相处的思想健康的“善书”。

　　回到岳麓书院那位教授反对读书的问题上来，我想，对于施教于以强调“传道”、“求仁”、“率性立命”的岳麓书院的教授，有这样一种想法，应有其现实依据。因为，岳麓书院博大的“人文”或“天理”，对于今天的学子来说，她们真正的理会了多少，而形成一种修为？即使对欣欣这样专攻文博方向的研究生来说，也未必是获益良多。

　　所以，读书多、著书多不等于学问好，我也反对只为读书而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