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监会日前下发通知强调：坚决防止脱离国情和公司实际发放过高薪酬。高管薪酬标准应与我国国情和保险发展阶段相适应，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相符合。（今日本报A19版）

　　险企高管的天价薪酬，已在世道人心中造成巨大的冲撞和断裂，正所谓高管天价年薪“烫伤”公众眼球。对此，有识之士已纷纷从世情、法理和现实语境上，论证高管天价薪酬的荒诞与可憎。如今，保监会明确强调：坚决防止脱离国情和公司实际发放过高薪酬。由此可看出，不仅民众对企业高管的天价薪酬忍无可忍，连保监会也“忍无可忍”。这一“限薪令”既可看作是对民间舆论的积极呼应，也可看作是对畸形薪酬的合理纠偏。但是，在为之欣喜之余，犹让人有不少遗憾。

　　首先，一纸禁令究竟具有多大的威慑力？基于现实体验，我们知道，没有惩戒措施配套的禁令形同于一纸空文，让险企高管主动放弃天价薪酬，无异于缘木求鱼。比如，早在2005年，就有规定称，国企管理层的年薪最高限额，不得超过员工平均工资的14倍，但如今看形同废纸。

　　其次，险企高管的薪酬将回落到什么位置，也语焉不详。高管究竟有多少薪酬，民众不得而知。去年12月，面对舆论的追问，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表示，企业负责人的收入将适时公布，但至今仍是秘密。我们只笼统地知道，目前央企负责人最高的是118万元(税前)，当然这也只是账面上的数目。因此，既然险企高管要限高、要降高薪，那么究竟要降到什么位置，就需明晰，就应该公开。

　　人民日报曾刊文指出，在西方金融体系中，高管拿竞争业绩说话，有增薪也有减薪。在这次金融海啸中，发达国家的许多名企高管，不仅主动降薪，有的甚至自愿放弃分红或者放弃薪酬，只拿象征性的一美元，甚至主动辞职。试问我们的这些高管中有几人自觉降薪？又有几人因之丢了职位？

　　（南京 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