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根娣和她的家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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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记者 田仲煜王春胜/摄影报道
仲根娣（82岁）
丁孝先（88岁）
大儿子：丁建平大孙女：丁林娜（1979）（郑州一马路办事处）
二儿子：丁建新
二孙女：丁娟娟（1982）（深圳开珠宝店）
孙子：丁祥（1989）（北海舰队现役士兵）
小儿子：丁建友
孙子：丁鹏（1985）（就读于四川音乐学院）
女儿：丁建玲
外孙女：王婷（1985）（郑州市商业技师学院教工）
仲根娣，这位82岁的南方老人，作为我国第一代纺织女工，1953年，从热闹的大上海来到当年荒无人烟的郑州西郊。如今，在国棉一厂的家属院，她已生活了半个多世纪。
现在，家属区门口红艳艳的柱子旁，三三两两坐着的老姐妹，仍不时提起厂子在2008年11月的拍卖。而仲根娣，穿着自己心爱的红呢大衣走在厂区的路上，眼前的一切似乎与她已经相隔很远。
开篇：
我们俩（1954~1958年）：
仲根娣和丁孝先——
“那时候的人都抢着干活，偷偷加班更是经常事儿”
1939年，13岁的仲根娣，就在上海的纱厂当了童工。新中国成立后，她来到上海国棉一厂工作。1952年的上海国棉一厂，周工资40元，厂子里有球场、歌舞厅，灯红酒绿的大上海依然保持着繁华。
1953年的春天，国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在郑州建一个纺织城，仲根娣和200多名上海同乡以高涨的热情报名，来到这里。
当时的郑州西郊，还仅仅是沙尘满天的一片黄土地，仲根娣和她的伙伴们成为援建郑州棉纺厂的第一批外地工人，曾经吃惯了白米饭，见多了繁华的她们，在这个没有街道，没有路灯，风整天吹得呼呼响的“荒野”，每天吃着红薯面、高粱面。最初的新鲜过后，随之而来的是满目的荒凉和漫无边际的寂寞……
一年过后，也就是1954年，郑州国棉一厂建成投产。
丁孝先，88岁。转业军人，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当年是个帅气的山东小伙儿，是当时的厂经卫（经济警察）队长。“那批小姑娘来了之后，我在厂办公室翻档案，觉得她很不错就找同事去打听（她）！”丁孝先现在谈起自己当年选媳妇的故事，还自豪不已。
1955年的国棉一厂经常有舞会。国棉一厂那时是好单位，一个月能拿到接近100元钱，仲根娣说：“当年我们这些纺织女工地位相当高，工资也高，还都是南方过来的姑娘，都可水灵！”二砂、省市委机关的小年轻们都瞅着她们，听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跳两跳的，这婚姻问题都解决了。
仲根娣和丁孝先也恋爱了。1955年，他们结婚了。
在仲根娣和丁孝先还沉浸在新婚的甜蜜中时，短短几年，国棉三厂、四厂、五厂连成了片。郑州市也开通了历史上第一条公共汽车线路，从二七广场到国棉一厂。
两年后，郑州市委、市政府搬到了西郊，市直机关也随之而来。此后，印染厂、纺织机械厂、第二砂轮厂、煤矿机械厂、电缆厂、郑州纺织机电学校，以及配套的医院、中小学、电影院，五年的时间便铺满了当年的西郊。
1958年，西郊人口达到了17.4万，人越来越多，仲根娣回忆，到了纺织厂换班的时候，厂门口一下能拥出数千工人，热闹异常。
现在想起来，仲根娣依然喜欢当年生活的简单和情绪的高涨，她说：“那时的工作特别辛苦，但心情好，人都抢着干活，偷偷加班更是经常事儿，是主动的，没人强迫，累了就躺在车间里睡一觉，再大的噪音都能睡着，10分钟后再起来干活。”
上篇：
我们仨（1958~1976年）：
丁建平 丁建新 丁建友——“50后”和青春有关的日子
如果用现在的说法，丁家的三兄弟可以称为“50后”。
1958年，丁孝先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分别给他们取名丁建平、丁建新。
1958年，全国开始 “大跃进”，号召全民炼钢。仲根娣回忆，后来又推行“纱厂高速化”，纺车开得太快，结果断头、棉花到处都是。
1959年，仲根娣家第三个儿子丁建友出生。仲根娣和丁孝先的三个儿子像西郊刚刚种下的小树苗一样，噌噌长了起来。
1960年，“大跃进”、“高速化”的影响开始显现出来，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生产缩减严重。1961年全系统上缴利税降为850万元，不到1959年的四分之一。
女儿丁建玲是1962年生的，一年后，西郊人口已近20万，棉纺路、工人路等由土路修成煤渣路面，主要交通干道浇上了柏油。
但随着“文化大革命”开始，郑州棉纺行业的生产又遭到严重破坏。
丁建平和他的两个弟弟也没有逃脱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混乱的命运。
1968年，丁建平和他的许多小伙伴随“老三届”去了信阳插队落户；1970年，丁建平去了大庆油田，随后又几经调动，1979年进入郑州印染厂。
老二丁建新1975年高中没上完就下乡去了古荥农场，在场部开车，直到1980年才转业回郑州。
1976年，老三丁建友没有继续完成高中的学业，也去了古荥农场下乡。
在仲根娣三个儿子跟随着“文化大革命”随波逐流的10年中，郑州棉纺行业一蹶不振。1976年，许多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亏损严重。全系统仅完成工业总产值37003万元，实现利润1560万元，分别比1966年降低35.1%和87.4%。
中篇：
第二代纺织女工（1978~1989年）：
丁建玲——“接班没几年就病退了，太累了，受不了那份苦了”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仲根娣家和国棉厂半个世纪的转折点。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阶段，郑州纺织行业也掀开一页新篇章。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第一代产业工人的后代开始纷纷接替父辈的工作，成为改革开放后西郊棉纺业的中流砥柱。丁建玲跟上了这班车，接了母亲的班，成为他们家第二代纺织工人。同年，三儿子丁建友接了父亲的班，成为印染厂一名工人。
1981年，郑州棉纺织业总产值达到7.1亿元，利润12302.7万元，税金9463万元。当时郑州市主要就靠6家棉纺厂创造效益。
老大丁建平说，那段印染厂的日子是他最风光的时候。1981年，丁建平分到了厂电影院，“当时我的业务（电影票销量）在郑州是排在前三名的”。他卖电影票“生意”没有持续太长时间，1986年，印染厂劳动服务公司在国棉一厂生活区门口开了一家“西亚”餐厅，丁建平做了那里的经理。
“上世纪80年代厂子效益很好，家属区都通了天然气，那个时候我们做饭就很方便了。”仲根娣现在回忆起这些仍感觉很自豪。
而在老大丁建平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丁家二儿子丁建新当兵退伍回郑州，分配到市联运公司。
丁建玲却不堪国棉一厂工作的重负，“太累了，受不了那份苦了。”面对和母亲当年相差不太大的工作环境，丁建玲毅然病退了。
下篇：
没落的贵族（1990~2007年）：
丁林娜——“打死我也不会去一厂”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丁建玲和大哥丁建平相继离开了父母那一代建设起来的工厂。丁建玲和丈夫做了小生意，丁建平开始销售一厂生产的纺织品。
也就是从那时起，西郊的国棉厂开始衰败了。那几年，由于市场疲软，原材料紧缺，纺织品价格不到位，设备陈旧，产品单一，郑州棉纺织行业甚至出现大面积停产、半停产，生产能力从占全省的一半下降到不足1/20，昔日的“纺织城”已不再辉煌。
1994年，仲根娣的二孙女——丁娟娟（二儿子丁建新之女）随母亲下海去了深圳。
1997年，仲根娣的大孙女丁林娜从郑州财税干部学校毕业。“去的时候听说那里毕业后有‘派遣证’（毕业可以分配工作），可是我毕业的时候又没有了。”丁林娜说。
这样，家里托人把丁林娜的档案以干部指标调回国棉一厂。“国棉厂工作太辛苦了，奶奶干了一辈子，姑姑接班后没几年就病退了。我舅妈也是国棉一厂的，现在小腿累成静脉曲张。而且后来国棉厂效益越来越不好，工资从原来郑州最高工资变成了最低，打死我也不会去一厂。”丁林娜三年后才找到现在的工作——一马路办事处，而且档案由原来的“干部”变成了“工人”。
时间到了2005年，郑州棉纺企业已经溃不成军。后来，随着印染厂的倒闭，丁家最后一个在西郊工作的老三丁建友也离开了那一片曾经让人热血沸腾的厂区。
尾篇：
新郑龙湖镇（2008年）
国棉一厂是否会再次腾飞
2008年11月21日，对一棉、三棉、四棉的拍卖，在郑州中州皇冠假日宾馆3号楼中原厅举行。这一次“闪电拍卖”，一棉被郑州伟盛投资有限公司和郑州翰园置业有限公司联合拍得。而一棉的邻居三棉、四棉也被相继拍卖。在此之前，国棉二、五、六厂已经拍卖。一棉新址选在新郑龙湖镇。
至此，2003年，政府采纳的 “用土地换生存” 的方法尘埃落定。所谓“土地换生存”，就是将原有厂址土地的使用权出让给房地产开发商或其他企业，用土地的差价来更新设备，重新参与市场竞争。
听说厂子已经拍卖了，仲根娣想再去看看。11月30日，丁建玲搀着仲根娣走进一棉。厂门口的宣传栏上，贴着的照片，仲根娣都不认识了，她试图寻找当年曾经多次被评为“先进”的痕迹，而如今已经荡然无存。
现在的国棉厂，有的厂门口贴着招工启事，如果谁介绍过来一个女工，有50元提成，而郑州纺织业红火的时候，哪里发愁招女工啊。现在的女工，大多来自省内农村，月收入700~800元。
仲根娣丁孝先这一代人，在郑州待了整整55年，目前老两口加起来近6000元退休金，生活富足而安逸。除了大孙女丁林娜仍在郑州工作，外孙女王婷在荥阳一家技校做教工外，仲根娣的孙子孙女都离开了郑州：二孙女丁娟娟在深圳开珠宝店，孙子丁祥在北海舰队当兵，孙子丁鹏在四川音乐学院上学。
2008年11月30日，仲根娣、丁孝先和他的四个儿女在国棉一厂的大门前照了一张两代人的全家福，相片中，老人笑容温暖而满足，身后的国棉一厂作为纺织业标志性的青灰门头，不久后就会换一种方式，站在新郑的龙湖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