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4年前，劣质毒奶粉事件在安徽阜阳爆发，一批官员被问责。如今，多数问责官员重获要职。其中，阜阳市原市长刘庆强在被问责一年多后，调任安徽环保局局长。被撤职的阜阳市工商局分管市场监管的原副局长杨伟，目前已调到安徽的一个地级市工商局担任副局长。被责令辞职的阜阳市卫生局分管食品卫生的原副局长丁丽玲，调到阜阳另一家市直机关任副局长。（见12月12日《法制新闻》）

　　想想那些四年前曾受过劣质奶粉所害的孩子，我依然心有余悸，在国人尚在置喙当年问责的力度不够坚决和有力之时，反而看到当年失职、渎职的官员又体面地拾起那顶被“问责风暴”掀落在地的乌纱帽，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折射出当年“问责风暴”虽然刮得猛烈，但毕竟是只打雷不下雨而已。

　　这又回到一个老问题上，到底失职的问题官员该不该重新起用。不管是重庆“彭水诗案”的主角蓝庆华后来复出平调至重庆市统计局任职，还是最近备受公众谴责的辽宁西丰县派人进京抓记者案的指挥人张志国的复出，均反映出这样一种官场生态：对缺位或越位的公权的究责制度显得非常随意。一边是纳税人要求公仆不断提升自己的为民服务意识与水平，尽快打破干部“只上不下”的怪象，甚至是变公务员的铁饭碗为瓷饭碗；一边却是一些公仆对纳税人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后，却还能等风潮过后去异地做官甚至升官。

　　可见，从爱护干部出发，柔情似水的官场问责，其结果是践踏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不仅让少数获重新任用的问题官员难有愧疚感，相反会给官场带去负面因子，因为它让官员看到，失职无所谓，大不了低调一年，乌纱帽还会重回头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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