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奥斯卡影帝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预见未来》目前正在上映，尼古拉斯·凯奇在接受电子邮件采访时表现出强烈的自信，这位高产影帝宣称：“我虽然电影产量高，但从来不演烂片，我对每个角色、每个剧本的挑选都认真负责，如果观众觉得电影不好看，那绝对不是我的表演有问题。”而这番话显然也适用于在中国褒贬不一的《预见未来》。

　　目前正在上映的《预见未来》在中国观众中的口碑呈两极分化状态，对此，凯奇开玩笑地感谢那些喜欢该片的观众，认为这些中国影迷很有眼光。而至于有些观众抱怨《预见未来》有点看不懂，尼古拉斯·凯奇也自有一套理论：“没有哪部电影可以取悦所有人。”

　　身为奥斯卡影帝的尼古拉斯·凯奇为何会拼命拍这么多商业电影，而不多演些深刻的艺术电影？凯奇回答说：“我不觉得我演的商业片里的角色就很容易把握，电影就是电影，工作就是工作，我不会很刻意去给自己找麻烦，也不会因为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推掉我喜欢的一个角色。如果谁觉得电影里有什么角色一定很容易演，那么他就太不了解演员这个职业了。”

　　而外界认为尼古拉斯·凯奇近来接了不少“烂片”，凯奇也并不避讳：“是吗？什么是烂片？票房不好的，还是评论很差的？或许都是？但我自信自己没有哪个角色会被很多观众评价演得很烂，可能会有人只是不喜欢那个角色而已。我从来不演烂片，对角色和剧本都很认真仔细地看过，我也遇到过不讨好观众的角色，那时我会尽量演绎得更真实一些。”

　　说起中国电影，尼古拉斯·凯奇表示自己曾和吴宇森、杨采妮等中国影人合作过，“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吴宇森是很聪明的导演，在好莱坞制片人的权力相当大，但是吴宇森能够很出色地协调好制片人和演员，总能让事情往自己需要的方向发展，他那种东方式的包容和智慧，让我受益良多。而对于其他中国导演，我知道张艺谋和李安，但是我估计和张艺谋合作的机会太小了。”当记者询问凯奇希望和哪位中国女演员合作出演电影时，凯奇表示自己认为杨紫琼、巩俐、章子怡等都很棒，“但如果你要我选一个女主角，请你先给我一个剧本。”

　　北 青

　　中国电影30年回眸

　　30年来中国电影变化不小。审视你我和身边人群，人的变化已如此巨大。但伴随形态流变，贯穿整个过程似乎从未改变的，是电影的谨慎与沉吟。

　　一位临近退休的影院经理说:“电影是个什么东西？政府说，这是教育;拍电影的说，是艺术;到了发行部门，这是商品;到了放映这儿，那是饭碗。”

　　电影在这个复杂语境里的复杂身份，也许注定了它的坎坷命运。30年中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技术的每一次变局，都意味着中国电影的一次左右为难……

　　合拍片带来的挑战

　　《霸王别姬》是第一部获得“金棕榈”大奖的中国电影，至今也是惟一一部。问题是，1993年4月影片前往戛纳电影节时，还没有通过国内审查，获得上映许可。《霸王别姬》是香港汤臣电影公司投资3000万港币的合拍片，后期在日本完成，拷贝直接送到中国香港、欧洲。

　　尽管载誉归来，影片却成了制度的麻烦——究竟怎样处理呢？片子在国内迟迟未获通过，制片人徐枫动用了私人关系走“上层路线”，再加上舆论的呼声，《霸王别姬》终于公映。

　　1994年，有杂志发表署名文章《〈霸王别姬〉给观众带来了什么》，批评影片“给人的印象是，‘文化大革命’似乎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时代的主要内容，而这个新时代使在旧社会还得以保全和发展的京剧遭到了灭顶之灾”。

　　作者对《霸王别姬》的获奖也持质疑甚至否定态度：“尽管我们国内有些人总想否定艺术的意识形态性，或者至少是想淡化这一点，但非常遗憾，这个特点很难抹煞，不仅我们总是记得它，国际上许多人也并没有忘记它。”“由于艺术的特殊性，人家认为好的，对我们来说并不好，甚至很不好。”

　　“南巡讲话”使经济体制加快了市场化步伐。1993年1月，广电部3号文件宣布，中影公司不再包销国产影片，由各制片厂自产自销。制片厂直接与省乃至省以下的电影公司分成，少了中间环节的“盘剥”，那是好事，但没过多久，厂长们就发现不妙。首先是直接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几十家电影公司联系发行，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量；其次，统购包销体制下，制片厂完成一部影片并通过审查，就可以从中影公司拿到100万的周转金。像北影、上影这样的大厂，每年可以拿到三四千万的周转金，现在这笔钱没了。

　　行内人调侃：电影局的审查是假的，真正的“审查权”在各级电影公司。因为如果这些电影公司不“通过”，少买或不买拷贝，那么电影局通过也等于零。

　　“巨片创作”的高潮退去，电影的市场窘境显现出来。“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使电影创作的管理更加严格，经济危机使制片厂很难提高创作质量，寻求娱乐的观众更多地投奔了录像厅里的港片、西片。全国规模最大的北影厂遭遇了赤字累累、银行拒绝贷款、职工几乎领不到工资的窘境，全靠拍出几部叫座的合拍片如《霸王别姬》、《狮王争霸》而扭亏为盈。

　　“合拍片”成了救命草，数量逐年上升，1993年已达53部之多。但合拍片在境外制作，又为一些电影“不经许可出国参赛”提供了便利。

　　1993年9月，田壮壮导演，北影与香港合拍的《蓝风筝》等影片违规参加东京电影节，中国官方的电影代表团“被迫退出”。次年2月，《蓝风筝》与《诱僧》等几部未经审查通过的合拍片又私自出境参加荷兰鹿特丹电影节。1994年5月，香港年代影视公司投资，张艺谋导演的合拍片《活着》也是在境外完成后期，未经审查通过便参加了戛纳电影节。葛优这一次获得戛纳影帝，是亚洲第一人。电话打回家里，他的母亲和妻子激动之余，却又似乎不能确信：“电视、报纸，所有的媒体都沉默着，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这是真的吗？”

　　1994年9月，《电影评介》发表文章《“黑道”向“红道”发出咄咄逼人的挑战》，要求对合拍片私自出境参赛的现象进行整改。相关部门也迅速出台规定，要求合拍片必须在境内完成制作。

　　这些事件再次引出了“电影立法”的呼声。

　　冯小刚轻喜剧赢票房

　　中国内地电影史上的第一部“贺岁片”是1997年的《甲方乙方》。它以3300万元的票房成绩一举夺得当年国产片票房冠军，超过成龙的《我是谁》和美国大片《蝙蝠侠与罗宾汉》。

　　电影剧本改编自王朔的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但为了便于剧本通过，在北影厂长建议下，冯小刚征求了王朔同意，影片没有署王朔的名字。

　　1994年11月，中国第一部进口分账式大片《亡命天涯》在六大城市首映。每年引进10部进口分账式大片是为刺激电影市场，同时国产电影也迎来了一个市场竞争的强大对手。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叶大鹰的《红樱桃》等影片在1995年对阵《真实的谎言》、《红番区》，勉强算平分秋色，但在随后数年，国产片在票房成绩上能够不那么难看的，几乎只剩冯小刚的贺岁片。

　　进口大片还不是国产电影的惟一敌人。1995年前后，“小影碟”开始在中国流行，盗版VCD由南向北蔓延，“超强纠错”成为VCD播放机首要强调的性能。几年时间里，国内银幕上没有的，世界电影的一切，几乎都能在碟片市场上找到。

　　《甲方乙方》身后，是由北京市广电局、文化局共同出资，新成立的国有股份制电影公司北京紫禁城影业。这家公司集合了制片、发行和放映的国有资源，一手抓主旋律，一手抓商业片；《离开雷锋的日子》、《甲方乙方》和《红色恋人》等几部作品在市场上有声有色。电影学者张英进把这一格局定义为“政治和资本以分享利润和资源为借口，达成了共谋关系。既追求政治正确性，也追求最佳市场效应”。实际上这与十几年前制片厂宣传片、娱乐片、探索片三分天下的做法没有本质区别，但所谓的探索片，这类公司并不会触碰。

　　“紫禁城”在市场策划上的确很有一套：在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纪念日上映《离开雷锋的日子》；用《甲方乙方》抢下内地“贺岁片”头筹；《背爸爸上学》送全国教委、团中央审看，获得政府认可发文组织全国中小学生观看；《红色恋人》以一个三十年代在华美国医生视角反映地下党在上海的斗争，就选择在克林顿访华的当口推出。

　　《甲方乙方》完成后，冯小刚带着葛优、刘蓓等演员在全国18个城市进行了20天的首映宣传活动，开了“走四方”宣传的先河。这一招至今仍在国内市场广泛使用。

　　1998年，国产电影产量锐减到37部。这年一部《泰坦尼克号》的票房就占了全国总票房的1/4，而国产片里惟一闪亮的就是冯小刚的《不见不散》。联系到九十年代初冯小刚编剧，同样改自王朔小说的两部电影《大撒把》和《遭遇激情》，电影学者戴锦华这样概括：“从政治调侃到轻喜剧，冯小刚在九十年代的轨迹是一个通俗文化演变与接受的轨迹。”

　　市场化改革继续深入，广电部在1997年12月24日发布《关于试行“故事电影单片摄制许可证”的通知》，打破了制片厂的摄制权垄断。在这之前“卖厂标”的模式其实已经私下沿用十数年。

　　描写社会现实的电影，仍然得到了极其谨慎的处理。1999年，李少红的《幸福大街》改名为《红西服》，因为影片刻画的下岗工人，至少在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的意义上并不那么幸福，这势必令原片名中的“幸福”显出一层反讽式的意味。同样，根据刘恒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拍摄的影片，没有像电视剧那样使用原著标题，而是改成《没事儿偷着乐》。

　　“第六代”以禁为美？

　　1998年，北京电影学院学生作业片《小武》在一个内陆小县城拍摄完成，主角是一个职业小偷。电影让人们看到，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强烈变化并不只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才能见到的景观。虽然汾阳这样的县城可能还没有完全进入工业时代，但整个社会的变化已经开始影响着这里人们的心灵，这才是最应该引人注目的领域。

　　贾樟柯是所谓“第六代”导演中最晚“出道”的，日后却成为他们当中最著名的。1999年，由于《小武》是一部未履行任何体制内程序的影片，却出国参加多个电影节，广电总局下令禁止了贾樟柯继续拍摄电影。这一年，因为《北京杂种》私自出国参赛而与《蓝风筝》的田壮壮同一批受到禁拍处罚的张元，已经凭借《过年回家》重新“回到地上”。

　　这一代没有“第五代”的好运。毕业后他们很难在制片厂体制中获得拍片机会，因此缺乏张艺谋式成功的经济基础。王小帅被分到福建电影制片厂，积极创作剧本提交申请，但厂里表态，大学生要锻炼五年。他从厂里出走，1993年自筹资金拍摄了《冬春的日子》；张元被分到了八一厂，因为时间的特殊性，他不愿服从分配，成了个体导演；同在1989年毕业的娄烨，也是到1993年才作为独立导演拍摄了第一部电影《周末情人》。《小武》虽然名义上是学生作业，实际是经商的亲戚给了贾樟柯30万元拍摄的。

　　所以“第六代”称谓之后，“独立电影”、“地下电影”或“体制外电影”这样的词汇应运而生，一直延续到今天。体制外电影大多参加了国际电影节，这并不单纯是文化上的考虑，更多是经济的原因。体制外电影在国内基本上不能获得任何商业回报，参加国际电影节甚至获奖，是引起国外发行商注意并且购买这些电影的惟一途径。

　　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在九十年代初有了一个巨大的转变。东方奇观以新的、不同于《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方式出现，相对现实的中国影像纳入了西方的视野。但西方还是希望见到与他们想象相符的，与主流意识形态采取不合作态度的影像。电影管理部门当然不喜欢这样的事情，因此“私自拍摄-参赛-处分”这样的套路始终在管理部门和独立导演之间你来我往。

　　国内影迷对这些“看不见的影像”趋之若鹜。看不到，本身就是一种诱惑，当然很多影片确实也有着出色的艺术品质，而且因为不受限地表达，它们也的确比大多数体制内影片更接近生活的真实状态，更容易引起年轻人的共鸣。2000年开始流行的盗版DVD使这些影片有了“体制外”的传播方式，只要在国外正式发行过的体制外电影，就很可能通过盗版DVD的“地下”市场流入国内。观看体制外电影也成为都市青年亚文化的一部分。

　　2003年，广电总局颁布法令，从12月1日起，除国家重大题材、特殊题材、国家资助拍摄的影片及合拍片外，一般影片的拍摄不必向国家广电总局上报剧本，而只需提供一份1000字的剧本提纲。2004年8月10日起，电影属地审查制度开始在七省市试行。

　　以“地下”形式拍摄了《站台》和《任逍遥》，并参加一系列国际影展的贾樟柯，在2004年1月获得“解禁”，与上影集团合作他的新片《世界》。电影局主动找一些年轻导演座谈，公布电影政策改革的信息，表示“希望把不愉快的一页翻过去，大家重新开始”。这些动作的背景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电影市场的进一步萎缩：1980年中国人均观影约29次，到2000年仅为0.5次。

　　“中国式大片”之奋斗

　　2002年，“电影产业化”成为电影改革在相当长时期内所追求的目标。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制片业的初步放开，一些民营机构也拥有了独立拍摄电影的条件。《英雄》就是民营电影公司北京新画面与国家力量全面合作，力求创造市场神话的第一部“中国式大片”。《英雄》投资3100万美元，按照好莱坞的商业模式组建了豪华的演职阵容。在公映之前，片方对剧情、剧照严格保密，拍摄期间只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亚洲版的采访，上了该刊封面。在深圳的超前点映为防止盗摄，采用实名制购票，入场查验身份证，并设立安检措施，连手机都不得带入影院。经过媒体报道，这都成了国人闻所未闻的噱头。

　　影片公映后，媒体上形成争议，尤其是影片结尾的处理，骂声不少。但最终《英雄》创造了2.5亿内地票房的纪录。过去国内市场几乎是国产电影惟一的市场，而《英雄》早在公映前8个月就以“不低于1500万美金的价格”，把北美和意大利等地的发行权卖给了美国米拉麦克斯电影发行公司。

　　时隔两年多，在2004年8月底，《英雄》才在北美市场上映，当周夺得票房冠军。美国《纽约时报》却捅出“内幕”：早买下发行权却迟迟“不作为”的米拉麦克斯公司在这个时候公映，是因为母公司迪士尼自掏腰包为影片的发行埋了单；而迪士尼这么“慷慨”，是因为在《英雄》的发行上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事关他们正在香港建设的主题公园，怠慢不得。中国电影积极介入国际市场的运作，这应当是第一步。

　　美国《综艺》杂志专栏作家彼得·巴特在评论《变革中国的“英雄”》里说：“张艺谋承认自己电影的主题坚定地避开了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这并非仅是应对国家的审查，也是为身后的投资者小心谨慎。”

　　从2003年开始，各大城市开始陆续建设现代化的多厅电影院。同时电影票价高涨，一些“大片”的首轮票价甚至到了80元。在DVD家庭观影已成习惯的时代，怎样把观众拉进花费不菲的电影院更是中国电影的当务之急。讲求大场面、大效果，非大银幕观看不能感受其震撼的“中国式大片”成了惟一的药方。

　　张艺谋继续拍摄了《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陈凯歌拍了《无极》，早被群众冠以“贺岁片导演”称号的冯小刚也暂别轻喜剧路线，执导了中国古装版“哈姆雷特”《夜宴》。国家积极支援，从档期上为这类影片提供便利，避免进口大片的直接竞争。国产电影在票房上，逐渐从媲美进口大片，到彻底超过进口大片。

　　《疯狂的石头》创奇迹

　　《疯狂的石头》是2006年的国产片“黑马”。这部成本300万元，没有明星和大规模宣传的影片，凭借媒体的由衷赞赏和观众口碑，在上映一个月后获得近2000万元票房，成为国产电影近年罕见的奇迹。它也使电影行业看到，赢得市场并非只有高成本电影一条路。

　　盗版碟已经培养出千千万万识货和挑剔的电影观众，让他们倾心一部国产电影并不容易。许多影迷看出影片在叙事结构和镜头语言上模仿了英国导演盖·里奇的电影，导演宁浩对此也不讳言，高超的模仿需要才华和智慧，关键的魅力在于电影调侃了我们生活里的，至少是通过媒体熟知的元素。比如易拉罐中奖骗术、千手观音、境遇不妙的传统工业、黑了心的地产商人。它真正是拍给中国人看的电影，恐怕也只有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才能看懂每一个笑料。

　　张艺谋大片的制片人张伟平评价说：“《疯狂的石头》很重要的就是它没有说教，我们很多导演，包括我以前的影片，也老是想把观众当学生。”

　　这部电影缘于香港艺人刘德华发动的“亚洲新星导”计划。最初的剧本送到中影合作制片公司审看，曾经得到这样的意见：剧本主题不积极，不健康，基调灰暗，展示的是现时社会与人的阴暗面，须全面进行修改；当表现正义战胜邪恶的主题，树立正面人物形象，大力加强正面力量与警方力量的描写。

　　据相关人士透露，尽管《疯狂的石头》得到公映并创造回报率奇迹，管理部门中仍存在部分保留甚至否定的态度。

　　改革开放30年，电影立法仍然徘徊在各方呼吁和“正在进行”的答复之间，管理者事实上是在试探着放松约束，同时每一步又都如履薄冰。曹保平在2006年完成的影片《光荣的愤怒》，荒诞尖锐而无比现实，在质量和风格上无疑堪比《疯狂的石头》，剧本通过就已蹉跎数年，影片完成之后久久不能过审，2007年下半年终获许可，只落得静悄悄进影院，又静悄悄滑出。

　　与宁浩同龄而又活跃于电影创作的年轻导演，大多游离体制之外，选择了小成本独立制作和送国际影展的生存方式。从DV时代到小高清、高清时代，科技已经替他们大大降低了“电影”的门槛。他们更喜欢不受约束地创作和自我表达，而不强求本土市场与观众——即便他们的影片能够过审公映，也没有电影院会接受。这种状况，与1993年制片厂直接面对省级电影公司时如出一辙。

　　刘德华的“亚洲新星导”以及类似年轻影人资助计划，启发中国电影家协会办起了自己的项目，“华语青年电影论坛”今年已是第三届。在交流和观摩环节，能看到最新一代导演的身影而不分体制内外；“北京计划”则每年提供100万元资助金，用于优胜电影项目的制作。中国电影的未来，无疑还是在今天的青年影人身上。

　　李宏宇／文

　　据南方周末

　　本报选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