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飞鹏

　　用一次性筷子的大头轻轻刮去发票刮奖区的覆盖层，尽管是预料中的“谢谢您”，我还是快乐地抖掉发票上的碎屑，将发票塞到了包里。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我和周围的朋友养成了消费后索要发票的习惯，尽管并不一定能报销。

　　小到一个汉堡，大到一件羽绒服，我们常常不理会服务员难看的脸色，或者“打印机坏了”的借口，最终把发票逼出来。有时，甚至会不辞辛苦，一直跑到商场设在顶层偏僻角落里的服务台开具发票。

　　每年2月前后，我就会收到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寄来的一张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上面写着“感谢您为祖国繁荣昌盛作出的贡献！”

　　这明确地告诉我，我是一名纳税人。

　　但在儿时的1980年代，“纳税人”这样的说法是很陌生的。我的父亲，一名国有药厂的职工，和那时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一样工资很低，不用交纳个人所得税。

　　1990年代初，在他有可能交纳个人所得税时，他所在的厂子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但全社会纳税的观念已经越来越普及。

　　涓涓细流汇成江河。国家的钱袋子鼓起来了。2007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完成3186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7％。这一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5万多亿元。

　　2007年10月，5岁的浙江象山小朋友陆欣芝在一场才艺比赛中得到8000元奖金，她在家人的陪同下交纳了1600元税金，从而成为当地年龄最小的纳税人。公民社会中，履行义务的氛围由此可见一斑。

　　与义务相伴的是权利。微观上，纳税人拥有申请减免税、申请退税、要求保密等权利；宏观上，公民则有享有公共服务、民主立法以及监督税款使用等权利。

　　本报2006年的一次调查显示，83.4％的被调查者作为纳税人“感觉‘亏’，只履行义务没行使权利。”正是在这种集体感触下，湖南常宁农民蒋石林以普通纳税人的身份，告当地财政局超出预算购买两台小车的案例才更具“里程碑意义”。

　　蒋石林以非凡的勇气显示了公民社会建设进程中，纳税人权利意识的觉醒。

　　像蒋石林一样，推动“重义务、轻权利”现实改变的标志人物还有公民郝劲松。这位素具反抗精神的年轻人以“公益诉讼”闻名，他先后将铁道部、国家发改委等单位告上法庭，是他终结了在火车上消费不开发票的历史。这位一些人眼里的“刁民”，在另一些人眼里却是“公民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