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 世界之图景，常在于思考的角度……

　　知识分子与职业属性

　　近日，北京市拟出台延长女性工作年限的规定，这不仅是对带有前苏联烙印的工作制度的矫正，而且也是男女平等这一理念的具体运用。由于这一规定主要涉及知识女性，由此也牵扯到对于知识和文化职业的定位和理解。著名学者崔卫平在其博客中写道：

　　大道理也不必说了，五十年代来自苏联的这项政策是明显的性别歧视。而且，如此对待女性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如何尊重知识、尊重文化的问题。知识学问这种东西，不是青春饭，而是多年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只有在长期工作的累计当中，才能拥有丰富的经验、练达的眼光和中肯的判断。只有在深厚积累的基础之上，才可能拥有真正穿透性的眼光，从而打开新的工作局面和从事富有开拓性的研究。我电话里的同事强调，这个年龄的女性，正好是孩子长大成人，可以重新返回自身，有精力做自己的事情，从而将自己多年的积累贡献于学生与社会。

　　 ■吴稼祥谈“会见门”事件———

　　法国想左右世界

　　虽然，康德意义上的“永久和平”一直是人们心中的愿景，但无奈的是世界政治秩序依旧处于博弈与争斗意义上的自然状态，那只看不见的手便是国家利益。比如，近日的“会见门”事件使得中法之间多有尴尬。萨科齐在依国家利益而行事时，却似乎错误估计了法国本身的世界位置。著名学者吴稼祥在其博客中如是说：

　　法国想左右世界。

　　法国在历史上确实是一个左右世界的国家，大革命到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甚至比今天的美国还高：那时，整个欧洲上层社会都以不会讲法语感到羞耻。

　　但是，从那以后，法国国力与自己的邻国德国相比，坐上了阿尔卑斯山南麓的雪橇，一路下滑，特别是普法战争中的惨败，深深伤害了法国民族的自豪感；两次世界大战虽然都战胜了德国，但法国人自己知道，他们与其说是战胜国，不如说是被英美拯救的国家。

　　 ■张颐武谈“时评”———

　　时评与“脑残体”文章

　　在现代工商社会，媒体舆论被称为“第四权力”，它是公共领域的一种重要形式，构成国家与社会之间沟通的媒介。而时评则是媒体舆论重要的文本载体，它以其直接、简洁等特征脱颖而出，并缓和了信息爆炸造成的混乱困境。但亦有人批评时评已沦落为“脑残体”文章。

　　对此，学者张颐武在其博客中如是说：

　　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造成了价值观和生活形态的快速变化，经济情况和社会趋势的变化也相当迅速，所以公众对于快速反应的时评有着强烈的需求。时评往往价值观明确简单，对于问题的看法直截了当，是一种充满了“确定性”的文体。这对于公众在复杂的生活中寻求某种确定性是有相当的帮助的，也对于公众确立自己的价值判断，参与公共事务有相当的价值。因此，简单地否定时评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且一些否定时评的言论其实也是被人们视为时评发表的，这其实也是说明了时评的价值和时评作者们对于社会的贡献。

　　 ■何怀宏谈鲁迅———

　　残酷与慈悲

　　若追寻鲁迅的思想脉络，不难发现其中潜藏的俄国文学的烙印，一种对于灵魂的直接而凛冽的鞭打与拷问。只是鲁迅面对败落之中华，意欲批判、改造国民性，而俄国文学中却弥漫着东正教的基督信仰。这似乎也影响了他对于俄国文学的理解和错解。何怀宏在刊于《南方周末》的文章中写道：

　　鲁迅的精神是相当深的，它足以使我们警惕一切伪快乐主义乃至节制真快乐主义。但精神的深还可以是另一种性质和维度，比如宗教的精神，即在体会人间的痛苦中有一种对所有人深深的悲悯，而由这悲悯又产生一种宽仁。

　　鲁迅在为从芜所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穷人》所作的小引中，认为其作品“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但又说，“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然而，在我看来，说在深刻的灵魂中没有什么残酷也许是对的，因为它所映照的就是人性和人生的事实，而说没有慈悲却可能是不对的，因为深刻的灵魂还要求对这事实有一种恰当的精神态度”。(国旺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