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晚会”起伏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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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娱乐匮乏的年代，李谷一一人连唱7首歌这样的央视春晚一经推出就成为当之无愧的“娱乐之王”。在其后的发展道路中，有过因为失败央视而不得不在《新闻联播》中公开道歉；有过广电部长拍板播放“禁歌”《乡恋》；有过众多明星一夜成名的辉煌……
如今时过境迁，当人们手中的遥控器有了更多选择，当人们在电视之外有了更多选择，“第一晚会”的式微也就无可避免。
据《京华时报》报道
李谷一春晚一人连唱7首歌
在5届春晚总导演黄一鹤的记忆里，这台日后备受关注的晚会，有着一个不经意的开始。
没有宣传，没有预告，很多观众并不知道，央视会在1983年除夕之夜办这样一台晚会，“节目开播时，北京城还是此起彼伏的鞭炮声。”黄一鹤回忆说，后来鞭炮声渐渐稀疏，等到晚会结束，鞭炮声再次骤然响起：都看晚会呢！
曾先后十余次主持春晚的赵忠祥亦称，至少在最初四五届，主创人员都没想过，春晚能形成传统持续至今，所以当时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历史负重感”。
然而，不管它的开播是多么不经意，这样一台大型综艺晚会的推出，对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电视，仍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创举。
58岁的北京观众常阿姨记得，那时人们最主要的娱乐是看电影——虽然当时中国每年的影片产量只有五六十部，与现在年产三四百部的数字相差甚远。过年几乎没什么娱乐活动，连庙会都没得逛，现在热热闹闹的龙潭湖当年还是一个野公园，大年三十晚上，除了守在家里看电视更是没事可干。而在改革开放之初，有条件看电视的也是少数人。
遥想1983年2月12日那个特别的冬夜，当观众打开电视，看到侯宝林等老艺术家再度亮相，看到王景愚令人捧腹的哑剧小品《吃鸡》，看到李谷一深情演唱禁歌《乡恋》，那一刻的惊喜与感动、温暖与快乐，恐非今天的观众所能体会。
你可以说那时硬件过于简陋，舞美、灯光、服装和今天都不可同日而语；你可以说那时演员阵容不够强大，像李谷一那样一人连唱7首歌，在今天不可能被接受。然而对于当时的中国观众来说，那着实已经是一道年夜大餐，极大地满足了他们饥渴已久的娱乐之胃。
央视在《新闻联播》中公开道歉
黄一鹤真正意识到春晚受关注程度之高，是在经历1985年的“滑铁卢”之后。
在连续成功执导1983年和1984年春晚之后，他几乎成了英雄。可1985年那台不成功的晚会，又几乎将他彻底击垮：一麻袋一麻袋的观众来信寄到央视，骂声一片。节目播出11天后，央视不得不在《新闻联播》中向全国观众道歉——这样的举措在央视历史上绝无仅有。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中央有关部门先后派出4个工作组，进入央视检查晚会质量等问题。首当其冲的黄一鹤“思过达半年之久”，以至于当台里将1986年春晚总导演的任务再次交给他时，这名年过半百的东北汉子是那样生死以赴：晚会紧张筹备过程中，独生女儿病重住院，医生称“不排除恶性肿瘤”，黄一鹤闻讯后请了一个小时假，匆匆赶到医院，扑腾一声跪在医生面前：“我没有时间再回来，孩子就交给您了！”没来得及去病房看一眼女儿，他匆匆返回排练现场。
20多年过去，年逾古稀的黄一鹤认为，最初几届春晚的成与败，都和他追求的一个理念有关：创新。
1983年，面对接踵而至的观众点播条，时任广电部部长的吴冷西顶着压力，现场拍板解禁《乡恋》，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次年，又是在一片争议声中，张明敏、黄阿原等港台艺人登上春晚舞台，一曲《我的中国心》感动亿万观众。在黄一鹤看来，这两届晚会的成功，关键在于观念上有重大突破，与当时老百姓的情感和要求血脉相通。
1985年的失败，则在于黄一鹤太想有更大突破，他迈出了危险的一步：洛杉矶奥运会壮观的开幕式和那年盛大的国庆阅兵都给了他震撼，何不把春晚舞台从小小的演播室搬到体育馆，大干一场呢？
黄一鹤始料未及的是，当时的技术条件不足以支持这样一台大型电视直播节目，“连对讲机都没有，灯光也不灵。”在偌大的工人体育馆，调度完全失灵，现场指挥“成了瞎子和聋子”，虽然有正值鼎盛的老女排助阵，有汪明荃等大腕加盟，当年的春晚仍被斥为“质量低下”、“杂乱无章”。
广电部长拍板播出“禁歌”《乡恋》
前年，央视国际网站联合几家网站搞了一个观众调查：这么多届春晚过去了，你最喜欢哪一届？评选的结果，观众一致投票选1983年晚会。
1983年晚会最让观众不能忘怀的是一首歌：《乡恋》。《乡恋》这首歌实际上就是反映人的悲欢离合，一个普通人的感情，词曲都没有太出众的地方，可在当时被看成是“毒草”。
当时为了把晚会搞好，我们开通了4部热线电话，观众可以点播节目。那年李谷一接连唱了7首歌，观众看见李谷一，想起《乡恋》，就打电话来点播。当时我心里是非常支持的，但是规定要执行：这是禁歌，不能播出的。
正好当时的广电部部长吴冷西就在晚会现场。服务员把那个电话点播记录条放在一个茶盘里端给我，我说这么多条儿都点的什么？她说大部分是《乡恋》。
服务员把盘子端给吴冷西了，吴冷西跟服务员交谈了一下，拿起一张看了看，摇摇头，示意服务员将条儿倒在旁边一个茶几上；过了一会儿，服务员又端来一盘子条儿，我还是推到吴部长那儿，吴部长又摇摇头，又倒那儿了；又过了一会儿，第三盘条儿来了，都码得满满的，冒尖儿，这回又端给吴部长，我看他那神情就不那么自如了，当时我不明白，他有什么好紧张的？不播不就完了？
第三盘条儿又倒那儿了；过了一会儿，第四盘条儿又来了，这时我看吴部长汗也下来了，直掏手绢擦汗、擦眼镜……又过了一会儿，第五盘条儿又来了，我还是推给吴部长，吴部长转了一圈，找到我跟前，说：“黄一鹤，播！”这首歌就这么解禁了。
哎呀，当时真是高兴极了！马上告诉现场指挥，找一个嘴最快的人，把这些点播条报出来。东西南北中，各选一个有代表性的，要求把姓名、地址，什么胡同啊门牌号啊越详细越好，全部报出来，证明确实是观众点的。然后李谷一开始唱，观众反应非常强烈。
1984年晚会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吃面条》，是中国电视晚会上第一次出现的有声小品，1983年的《吃鸡》是个哑剧小品，《吃面条》才是第一个有语言的小品。那年审查这个小品的时候，我们剧组住在天坛体育宾馆，为了检验这个小品的效果，剧组请了许多著名运动员，张燮林啊、李富荣啊都来了，还有国家体委的一些领导，在饭厅给试演一下。
演着演着，开始一浪高过一浪的笑，后来突然发现笑声稀少了，陈佩斯、朱时茂就很紧张，怎么没人笑了？那时在饭厅演出，大家都席地而坐，抬头一看，都乐得躺地上了！
赵本山上春晚
送礼却无门
在春晚这个舞台上，有多少一夜成名的故事一再上演。
在参加1984年春晚前，28岁的张明敏是香港一家电子表厂负责校时的工人，除拿过一个业余歌手大赛冠军外，籍籍无名；1985年的晚会虽然并不成功，默默无闻的董文华却凭一曲《十五的月亮》红极一时；宋祖英、冯巩这些大腕，初登春晚舞台时都是不太知名的年轻人，“有时还有点慌慌张张。”黄一鹤回忆道。
与此同时，一些早已功成名就的老艺术家，也借这个舞台焕发新的艺术青春：李谷一的《难忘今宵》、马季的《宇宙牌香烟》、赵丽蓉的《英雄母亲的一天》，都是观众记忆犹新的经典。
正因为这个舞台造星能量之巨，开办几年之后，演艺界便形成了各路人马各显神通挤破脑袋上春晚的洋洋大观。
日后成为春晚金字招牌的赵本山，当年也是各路人马中的一员，其“公关”经历，和他的表演一样充满喜剧色彩：1987年，已经红透辽北大地的老赵受姜昆鼓动，动了上春晚的心思，带着节目录像和10瓶茅台就来了北京。可到了央视跟前，却连大门都进不去，无计可施的老赵闷在宾馆，一天一瓶茅台，喝完便打道回府，报账时还谎称酒都送出去了。直到1990年，赵本山才凭借小品《相亲》与春晚结缘。
从不能不看
到几乎不看
春晚唯我独尊的江湖地位遭遇挑战，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
1990年3月14日，一档集相声、小品、歌舞、杂技等为一体的综艺节目在央视开播，是为《综艺大观》。该节目一经推出即创收视高潮，曾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综艺节目之冠。因其形式与春晚颇多相似，人称“小春晚”。
据央视前台长杨伟光回忆，上世纪80年代晚会少，演员不可能天天和观众见面，加之春晚又是重点打造，观众当然很新鲜。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节庆晚会和主题晚会越来越多，发展至今几乎天天有晚会，观众对春晚的关注度自然低了，要把节目做好就变得越来越困难。
与各种主题晚会和其他节庆晚会不同，春晚还必须面对一个与生俱来的悖论：众口难调。
为了应对种种挑战，变革的努力似乎一直没有停止。上世纪90年代初，在春节联欢晚会之外，央视同时开播春节戏曲晚会和春节歌舞晚会，旨在满足不同观众的口味；1993年，央视首次以竞标方式确定春晚总导演；近几年，“开门办春晚”的口号也一直叫得很响。但是所谓“开门办春晚”，给观众留下印象的是2005年，三十几个地方台的主持人走马灯似的秀了一把，似乎并不叫好。
生于北京的郭际生说，春晚对他来说一开始是“不能不看”，后来变成“可以不看”，到现在是“几乎不看”。回想早期春晚，从《乡恋》到张明敏到费翔，每年都能有所突破。而现在，场面越办越豪华，却越来越爱唱高调，离观众也就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