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多家媒体报道，4年前，劣质毒奶粉事件在安徽阜阳爆发，一批官员被问责。如今，多数问责官员重获要职。

　　不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新闻了，从“彭水诗案”的主角蓝庆华复出平调至重庆市统计局任职，到辽宁西丰县派人进京抓记者案的指挥者张志国复出，再到今天“大头娃娃”事件的被问责者，一茬接着一茬，官员们就像不倒翁一样，一巴掌拍下去，一会儿他们又晃悠回来了，异地当官，级别也基本不变。我有一种担心，国家制定的官员问责制度，最终会不会变成另一种“涨价听证”呢？想当年，价格听证制度初建立时，舆论也是一片欢呼，但一场场听证会办下来，民间对听证会有了一个别称：涨价听证会。庶民们还是只有“打酱油”的份。

　　有一句话叫：魔鬼都在细节里。价格听证最后沦为了替涨价背书的过场戏，原因就在于其制度设计中，没有能够在细节上确保庶民们的听证权力，实际操作中听证代表都是被“上面”选定的。官员问责制度里也有类似的问题，《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中关于干部复出的相关规定为：领导干部辞职后，三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不得从事或者代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经商及企业活动。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以及自愿辞去领导职务的干部，根据辞职原因、个人条件、工作需要等情况予以适当安排。

　　这样的规定未免失之于模糊，我以为，应该明确规定，视相关问责事件中该干部的责任大小，分别确定复出年限及级别。事实上，在相关问责事件中，各被问责官员的责任大小不可能完全一样。有的官员只是刚调到任上，问题常常是前任积累下来，突然爆发了。有的官员则可能是官僚作风，不作为。有的官员更可能为欺下瞒上，玩忽职守。事件爆发时，因为要负领导责任，相关官员同时被问责是合理的。但是，在复出问题上如果这几种情况（当然肯定还有更多更复杂的情况）同样对待，就不妥了。

　　我并不认为，一旦出了事，所有的被问责官员就不得再复出，那不合情理。但毫无疑问，出了事后，问题严重程度不同的官员应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如降不同的级别复出等。有一些行为特别恶劣的官员，更应该终身不得复出！

　　官员问责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通过惩罚来警示官员们，要在平时工作中尽忠职守。如果被问责官员最后基本都能异地当官，级别也基本不变，那官员问责制度最后还能留下多少警示效用呢？民众最后也会对此制度失去信心，就像对价格听证制度那样，这是很危险的。

　　（河南 乐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