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趁着周末，50岁的韩伟明把自己的相机拿出来维护了一番。他最近在拍摄一个专题，叫“红绿灯·斑马线”，记录种种不文明交通行为。看着照片，摸着相机，韩伟明说起30年来相机的变迁。

　　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工厂的团委工作。那时候主要是上海产相机，单位为了留一些重要资料，就配了一部上海海鸥120相机。能买到相机可不是容易的事，用这部相机，他完成了团委工作的资料拍摄和厂里产品鉴定的资料拍摄工作。

　　1986年，他的工作调动了。新单位买了一部东方135相机。那时候，市场物资非常匮乏，所有的东西都要凭票购买，济南市场上很难买到相机。恰好，单位宣传处一位同事认识了一个在济做生意的南方人，托人家从广州买来了这部天津产的相机。

　　1991年，韩伟明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部相机。当时，因工作需要他到前苏联生活了一年多。那时候正好赶上苏联解体，牛仔裤、旅游鞋等一些物品在当地稀缺。韩伟明从国内带了几条牛仔裤和几双旅游鞋卖掉。托朋友从莫斯科买回了一部价值40美元的ZENIT相机。用这部相机拍摄他在苏联生活的点点滴滴。

　　2000年，他又看好了携带方便的三星牌傻瓜相机，傻瓜相机记录了那个年代他经历的一切。2002年春节前的一天，他去商场看到相机在搞促销，他赶紧跑回家拿存折。因为当时每月工资才1000多元，没敢跟媳妇说是要买价值3000多元的相机，找了个借口要出存折就买了部美能达相机。从这时起，只要出门他就把相机带在身边。

　　很快，数码相机开始流行。不久，他也买了一部索尼T7，彻底告别了胶卷。数码产品更新换代太快，价格变化太快，2007年初，他又买了一部尼康D200数码相机。在这期间，一个朋友又送了他一部立即成像的相机，这让酷爱摄影的韩伟明有机会尝试不同的摄影乐趣。“以前只能拍工作题材，现在拍的都是生活的点点滴滴和变迁，以前买不到相机，现在相机品牌繁多。这30年，从我一个普通家庭来看，这8部相机身上烙着改革开放30年的变迁印记啊。”韩伟明擦着自己的相机说。 (本报记者 解照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