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体育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以及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1993年中国体育界也拉开了深化体育改革的序幕。它给中国体育界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管理权从中央向地方过渡，中央机构的操纵力逐渐削弱，省、市地方的自治权增大。

　　转会市场在足坛首先启动

　　随着权力的“下放”，各地方体育局开始“当家做主”。为了促进当地体育发展，各地方体育局可谓费尽心思“花样百出”，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各地方相互交换体育人才现象的产生，即球员转会。而这些现象的出现，最早产生于中国的足球界。

　　在中国足球的记忆中，真正意义上的拿钱买人的转会交易发生在1992年。当时国内足坛的老大辽宁队，看上了当时在吉林省体工队冰球编制的运动员姜峰。最终，两个体工队在经过近两年的讨价还价后以75000元的价格成交。

　　姜峰转入辽宁队后的出色表现，深深地刺激了中国足球，“姜峰事件”让中国足球的从业者认识到，中国足坛是时候制定一个转会制度，让球员流动起来，让足球人才的交流更加方便。于是在1994年底的成都金牛会议上，出台了中国足球史上了第一个国内球员转会细则：球员转会市场全面放开，只要收购一方愿意支付转会费，而球员又愿意，原俱乐部不得阻挠。

　　在体制的支持下，中国足坛的转会市场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在中国职业联赛最为红火的1995年，中国的转会市场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1995年，广东宏远以66万天价买下1994年甲A元年的中国足球先生黎兵，这位后卫出身的贵州籍中锋，在当年联赛中代表辽足打进了10球，并列射手榜第四位，这也成为当年最为轰动的足坛新闻。

　　当年与黎兵一同加盟广东宏远的还有后来的国足队长马明宇，后者的转会费为42万元，前者成为中国足坛的第一位标王。与此同时，“兵马组合”的转会也拉开了中国职业足球转会市场的序幕，而球员在国内俱乐部之间的自由流动，也大大加速了中国从专业体育向职业化体育迈步的进程。

　　不过，开始制定的规则总是会有漏洞的，很多俱乐部当然不会放过此机会。由于制度规定，只要收购方有意，而球员又同意转会，那么原俱乐部将无权干涉。于是，很多俱乐部都采取了付签字费、给房子、开天价年薪的方式私下做球员的工作，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有些球员在原俱乐部拒绝放人后甚至会以过激的方式的进行反抗。

　　最典型的就是“韩金铭事件”。1996年初，韩金铭在广东宏远方面一套房子加年薪10万的诱惑下决定转会，但是天津方面的全力挽留让这位当时天津足球的大哥级人物勉强留了下来。不过，转会不成的韩金铭在天津队过得并不开心，甚至在一次中途被换下场后竟险些与主教练蔺新江大打出手。第二年，天津方面做出了放人的决定，而韩金铭最终也成为“钱喂”（前卫寰岛）队的一员。此时，“叛徒”的声音开始响起。

　　自由转会演变为挂牌、倒摘牌

　　于是，为了打击私下交易，中国足协在1998赛季结束后推出了球员转会的上榜摘牌制度，即球员在规定时间内经原俱乐部同意提出转会申请，然后由中国足协组织各俱乐部进行集中选择，力求避免球员与俱乐部过多接触，打击高薪挖墙角的行为。

　　最初的摘牌制度是冠军率先拥有选择权，最后才轮到升班马。眼看“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足协不得不出面调整转会政策：仿效NBA的选秀，采取“倒摘牌”，让上赛季成绩最靠后的俱乐部率先挑选球员。而这种中国足坛特有“摘牌与倒摘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转会市场不良风气的产生，为中国足球人才的交流起到重要作用。

　　转会市场也加速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蓬勃发展，加上国足首次闯入世界杯的刺激，国内足球转会市场在2002年达到巅峰。当年的标王祁宏，从上海申花转会到上海中远时身价达到了950万，而一年之后同样是从上海申花转会到上海中远，2003年的标王吴承瑛的身价则被抬到了1300万，而这一天价转会费更是创下了国内足球史上最高的转会纪录。

　　不过好景不长，占据中国体育主导地位的足球职业联赛开始出现不良风气，球迷对足球的热情也严重下降，假球、黑哨、赌球、暴力等负面新闻更是让中国足球变得难以控制，受关注度大大降低。在这样的不健康环境下，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标王”身价也一度缩水，2005年时标王郑智的身价还有850万，到了2006年的标王李玮锋却下降到490万，近几年更是有不断“贬值”的趋势。除了标王外，转会市场的萧条还表现在已经很难出现哄抢球员或者出现多个高价格球员的情况。

　　转会市场成为清货仓

　　面对这样的困境，足协在2005年又亡羊补牢地提出了自由人的概念：球员们可以向原来俱乐部递交转会申请，得到俱乐部盖章确认同意后，中国足协才能将球员名单张榜公布。和以往不同的是，球员转会不必走摘牌的形式。每家俱乐部可转入五名球员。至此，盛极一时的摘牌制已经名存实亡。

　　不过，时至今日国内足坛一年一度的球员转会已经演变成一年一次的球员大清洗。以2007年出现在国内转会球员名单上的540名球员为例，上榜球员除了前两个赛季就出现在转会名单上，并且无人问津的“清仓货”，另外还有被原来俱乐部所弃用的“清洗货”。

　　在2007年，新的中超赛季开始前，各俱乐部老总召开了峰会，就如何使得中国职业联赛的转会制度，更加透明化、自由化、合理化作出了新一轮的讨论。经过一番唇枪舌剑，足协在不久后出台了新的关于球员转会的制度，新的规定中将每家俱乐部每年自由转会的名额扩大到三名，但不许引进两名以上国脚，有三名以上国脚的俱乐部不许再转入国脚。就这样，球员转会制度正在不断更改中，不过，从此制度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兴衰。值得一提的是，球员转会制度在足坛试验后，篮球等项目纷纷效仿足球联赛，可以说，球员转会制度对中国体育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