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方（教师）

　　山西煤老板马某来京，想反映当地领导的问题。他经人介绍在钓鱼台国宾馆约见了包括“中纪委六室老杨”在内的3名男子。马某为求他们给自己“出头”，搭进了百万余元的“办事费”。（12月14日《京华时报》）

　　好在煤老板警惕性比较高以及骗子的手法不够高明。不过，我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当事人不走正当的举报程序？

　　在我们的举报制度中，匿名举报和实名举报在受重视程度上有着本质区别。而选择实名举报又有太多的“被报复风险”。因自己利益受损打算检举当地县委书记的煤老板，必须兼顾举报效率和自身安全。

　　按理说，按正常的程序，纪检监察部门处理举报，有一套完整而且公开的操作规则，不会因为当事人外在条件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但问题是，任何权力，一旦处于不完全透明状态，就有可操作或回旋的余地。

　　在权力运作不够透明的前提下，煤老板的心理其实是我们所有人心理的集中反映。比如明明分数能被学校录取，还要通过关系来为自己“说情”；按照自己的能力能够被提拔，但还要给上级领导“意思意思”……我们总是希望通过另一种不透明的交易来抵消这种不透明。

　　可现在的问题是，以不透明去消除不透明因素，谁能保证作为工具的“不透明”不是一种骗局呢？很多时候，身陷其中的我们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或许才是煤老板被骗带给我们最感同身受的恐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