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芳

　　“人都到哪儿去了？”张建伟嘀咕着。这是1992年3月22日，星期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开幕后不久。这一年，共有2900多名人大代表和1500多名政协委员来到人民大会堂。

　　但在这天，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建伟却找不到一个采访对象。一个代表团驻地正放映电影《高朋满座》，但奇怪的是里面几乎没有观众。来到另一个代表团提出采访首长，秘书的回答是：“跑步（部）去了。”

　　这让张建伟恍然大悟。这位时年36岁的记者随即发现了这一年“跑步”的与众不同。在一篇题为《两会：高级公关行动》的报道中，他写道：“烟乡来的拿出了烟，酒乡来的搬出了酒，没烟没酒的送上满面笑容……好像事先商量好了，各代表团的公关内容竟如出一辙：重塑自己的改革开放形象。”

　　“改革”和“开放”，这两个如今公众烂熟于心的词儿，成为这一年《中国青年报》报道两会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在今天看来，这再正常不过了。

　　“当时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报纸大张旗鼓宣传的不是改革和开放。”张建伟回忆说。事实上，就连这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找不到邓小平南巡谈话的蛛丝马迹。

　　什么“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等经典发言，最早被《深圳特区报》抢先报道出来。而中央主流媒体直到“两会”进行到中期，才正式宣传南巡谈话。

　　“每个人似乎都预感到了，这一年的‘两会’可能会有事发生。”张建伟话锋一转，“但无论发生什么，记者似乎都不会大有作为。”在他固有的印象中，会议报道历来很难出彩，大家写出来的新闻都差不多。

　　在会议的最初几天，他和其他大多数同行一样，追随着一项又一项会议日程，自我感觉“就像一台没有思考的机器”。偶尔忍不住“放松”一下，也不过看个电影、喝茶聊天。

　　没想到就是一次看电影的机会，给了他和同事无限灵感。在随后的半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先后推出《广东情结：两会“磁力效应”》、《拿来？拿来……拿来！》、《尺子？尺子……尺子！》、《市场？市场……市场！》，以及《追踪第一生产力》等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报道。

　　这些看似宏大叙事的题目，记录下国人在历史转折关头对改革开放的强烈渴望。辽宁大学校长冯玉中就发现，内地代表当时正慢慢滋长出一种“广东情结”。他代表自己的家乡发问：“为什么我们辽宁人吃的是广东饼干，喝的是广东水，穿的是广东衣呢？为什么在电视上看到的广东广告也比辽宁多？”

　　相比之下，上海的代表们更多的是惴惴不安。他们很少说“阿拉”（我们），而更多地说“伊拉”（他们）。

　　时任广东省省长的朱森林一出场就成为焦点。100多名记者围着他，只听他说了句“小平同志1月在广东视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行动”后，就满堂喝彩起来。

　　然而文字之外，所有记者都能感到会上两种思潮的暗战。一方面，计划经济观念、反和平演变的思想，以及姓社姓资的争吵正开始瓦解；另一方面，市场经济观念、改革开放的呼声，以及解放思想的渴望正在生长。

　　《中国青年报》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在《尺子？尺子……尺子！》中，张建伟写道：“判断姓‘社’姓‘资’，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经历了多少年的曲曲折折和实践模式，我们终于有了一把‘标准尺’。”

　　“当时，我们这样写还是很大胆的。”张建伟笑着说。

　　即便是在邓小平南方视察的消息公布之后，不少主流媒体仍摆出一副置身事外的姿态。有的报纸仅仅不再提“反和平演变”了，开始说“更好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不过“更好”的目的是为了抵御和平演变。有的媒体也倡导“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可倡导的目的不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而是“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则旗帜鲜明地为改革开放鼓与呼，因而获得了极大的社会反响。《两会：高层公关行动》发表以后，全国所有“公关”类报纸都进行了全文转载，而且都放在头版头条的位置。

　　一位记者对张建伟说：“报社总编辑对我们拍桌子了。怎么关于两会公关的新闻，我们毫无反应，却让中青报记者给弄出来了！”另一位记者有点不好意思：“本报总编辑要我跟着你。他说，你跟着张建伟，看他后面还要采访什么。”

　　回忆往事，张建伟说：“我其实也没写什么，不过是把邓小平‘南方谈话’，和那次两会报道结合起来做而已。”

　　多年之后，这组两会报道一直被公认为《中国青年报》最经典的两会报道。原因就在于，它在“历史关口发出了历史先声”。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当年那些是是非非的争论，让不少年轻人感到既新鲜又好奇。一名“80后”女生在网上留言：“1992年我年纪太小，对南巡没什么感受，只是再大一些时记得，大人们一说起这一年就会变得万分激动。”另一位“85后”谈及这一年，则说：“我首先想到的是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