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老板马某来京，想反映当地领导的问题。他经人介绍在钓鱼台国宾馆约见了包括“中纪委六室老杨”在内的三名男子。马某为求他们给自己“出头”，搭进了百万余元的“办事费”。近日，北京市东城法院认定“老杨”等三名男子分工配合进行诈骗，判处三人有期徒刑各十二年(12月14日《京华时报》)。

　　好在煤老板警惕性比较高，骗子的手法也不够高明，否则这一百万的“办事费”可真要打水漂了。不过，在为骗子没有得逞感到庆幸的同时，我们想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当事人不走正当的举报程序，反倒选择通融关系这种不正当的途径。如果我们的推断可以以煤老板是绝对的经济人为前提，那么煤老板选择“弃明投暗”的举报方式，一定是符合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方案。

　　在我们的举报制度中，匿名举报和实名举报在受重视程度上有着本质区别，消息来源有很强不确定性的匿名举报，很容易受到“合情合理的忽略”，所以说，如要提高举报的“成功率”，必须受到应有重视的实名举报是一种更好的选择方式。但问题是，在我国保护举报人的制度还相当薄弱的环境下，选择实名举报有太多的“被报复风险”。

　　因自己利益受损打算检举当地县委书记“问题”的煤老板，必须兼顾举报效率和自身安全，所以最好的方式是通过内部人的通融，使得自己的“匿名举报”受到和实名举报同等甚至更高程度的重视，这就是煤老板不惜重金通融内部关系的原因所在。当然，除了为自身安全考虑外，煤老板不惜重金通融内部关系的举动，也说明他相信举报的“杠杆”可以以重金为支点，改变权力的运行方式甚至权力运行的力度。

　　按理说，依正常的程序，纪检监察部门处理举报，有一套完整而且公开的操作规则，不会因为当事人外在条件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但问题是，任何权力，一旦处于不完全透明状态，就有可操作或者回旋的余地，这也就成为当事人不可控的“举报风险”。为了将自己的“举报风险”降至最低，煤老板自然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至少，用金钱通融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人员，有可能让举报按照自己预想的方向发展。

　　在权力运作不够透明的前提下，煤老板的心理其实是我们所有人心理的集中反映。虽然普通人不可能阔绰到一掷百万的地步，但面对留有余地的权力运作，我们总会“担心被黑”，所以总是想方设法通过“赎买权力”来为自己心理买一个“保险”。比如明明分数能被学校录取，还要通过关系来为自己“说情”;按照自己的能力能够被提拔，但还要给上级领导“意思意思”……

　　不够透明的权力总会留有余地，更会让身处其中的普通人有太多遐想的空间。我们总是在担心那些不透明的部分，不说有可能伤害到自己的利益，至少也会让自己的设想凭空增加太多不确定性因素。为了消除这种因权力不够透明给自己带来的恐慌心理，我们总是希望通过另一种不透明的交易来抵消这种不透明。可现在的问题是，以不透明去消除不透明因素，谁能保证作为工具的“不透明”不是一种骗局呢?很多时候，身陷其中的我们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或许才是煤老板被骗带给我们最感同身受的恐慌感。